“文明，並非永遠都是螺旋上升的”
一.
最近一直在讀宋史，在一些令現代人困惑的故事中，我咂摸出一些耐人尋味的文化現象。
講述一段傳奇故事前，先提一個小問題：
你覺得以封建社會的標準，什麼樣的女孩，可以嫁入皇室?乃至尊爲皇后?
或許你心中已經湧出許多美好的詞彙，比如天姿國色、端莊典雅、恭謹莊肅等等，大抵都是一些傳統男權社會，對女性形象、品德的極致要求。
如果在其中加一則“身家清白”的要求，我想大概不會有人反對，甚至在認同之餘感到些許奇怪——因爲這應該是個無需多言的基本共識，帝王娶妻，女孩的冰清玉潔，似乎應該是一個最低的門檻，畢竟皇家顏面所在。
遑論極端保守的明清兩代，就是在公元2024年的當下，以許多人對古代帝王的想象，別說讓皇帝迎娶一個有過婚史的姑娘了，哪怕這個女生只談過一次戀愛，想必也會有不少狹隘的人跳出來驚訝：
皇帝怎麼可能去撿一個“二手貨”?
不必遮掩，這仍是當代女性所面臨的現實處境。不管你生活在幾線城市，處於何種階層，在羣體觀念層面，對於二婚女性的偏見乃至歧視，仍然是普遍存在的。
這種歧視的程度，甚至遠遠勝過一千多年前的宋朝。
我想講的是北宋傳奇女士劉娥的經歷，作爲大宋朝最具存在感的女性之一，劉娥以太后之尊，垂簾聽政整整十一年。
世人往往多聚焦於劉太后臨朝十餘年的政治得失，基於今天的主題，我們略過這些，聊一聊她堪稱傳奇的個人經歷。
作爲真宗朝的後宮皇后，劉娥在嫁給宋真宗時，曾經有過一段婚史，也就是說，這位皇后是位“二婚女”。
劉娥是個幸運的女人。她的幸運首先在於她所處的時代，是北宋而非元明清;其次，是在她人生最重要的幾個關口，所遇到的男人都待她情深義重。
劉娥出身寒微，幼年便父母雙亡，她很小便嫁給了一個叫龔美的四川銀匠，夫妻二人的日子過得非常艱難。這個龔美也是個有抱負的漢子，蜀地日子艱苦，他就帶着劉娥千里迢迢來到首都東京謀生。
龔美未曾想到，京城居大不易，他們的日子愈發艱難，當龔美意識到自己的本事在京城連老婆都養不活的時候，他就決定把劉娥賣掉，讓老婆改嫁個好人家。
當時，宋真宗還只是襄王，年富力強，正是貪戀美人的年紀。他不知道從哪裏聽說，川妹子長得俏，就跟左右說想娶個四川妹子。
王爺有求，殷勤者自然衆多。很快便有人將劉娥引薦給了襄王，雖然史書對劉娥的容貌沒有過多描寫，但劉姑娘年輕時肯定是個美人，襄王對劉娥一見傾心，把她娶進了王府。
真宗登基之後，劉娥也非常得寵，很快便從美人封爲修儀，然後又晉爲德妃。
當宋真宗決定要封劉娥爲皇后時，確實有些士大夫表示反對，但是他們的主要理由，是劉娥出身微寒，沒有貴族血統。比如參知政事趙安仁就上疏勸宋真宗換個妃子封后，“劉德妃家世微寒，不如沈才人出於相門。”
有宋一代，文人士大夫最重禮法，宋朝皇室作爲天下典範，凡事更需謹遵禮法，切合民意，不越分寸。
但這幫最重禮法的士大夫，在反對劉娥封后的種種理由中，你看不到任何一個人說：
劉娥可是個改嫁之女啊，這樣的女人怎麼能成爲大宋的皇后呢?
講劉娥的故事，是它能夠非常有力地說明：
在北宋，主流社會對女性改嫁並無特別偏見，即便是皇室娶親，也並不忌諱“二婚女性”的這個身份標籤。
二.
對大宋世俗觀念更有說服力的，還有劉娥前夫龔美后來的人生際遇。
史書對劉娥前夫龔美的記述很少，但從他後來的種種遭遇，我們不難想象，他這個人雖然手藝不行，但人心地善良，對前妻劉娥多半也是呵護備至，把她賣掉，純粹是出於無奈之舉。
爲什麼這麼說呢?
因爲前夫龔美把自己賣給王府之後，劉娥還念着前夫曾經對自己的照顧，轉而求宋真宗，給生計困難的龔美在王府找了一份侍從的工作。
等宋真宗登基之後，劉娥又請求皇帝老公，能夠允許前夫龔美改姓劉，以後和自己以兄妹相稱。
宋真宗恩准了。
所以劉娥的前夫龔美，搖身變成了她的哥哥，改姓爲劉美，這個曾經落魄的銀匠，因爲賣掉了自己老婆，竟然變成了國舅爺。
後來宋真宗還賞劉美做了官，劉美的官做得也算勤勤懇懇，一路升到侍衛馬軍都虞候，統帥一路禁軍。
你瞧，宋真宗如此對待自己“前夫哥”，側面也印證了當時社會風氣，不以娶改嫁女而覺得有損顏面，否則皇帝一個厭惡的眼神，劉美早被流放三千里了。
真宗去世後，宋仁宗繼位，有意思的是，仁宗皇帝娶的第二位皇后曹氏，也曾有過婚史。
曹皇后是大宋開國名將曹彬的孫女，她年輕時嫁給了一個叫李植的“精神病”。李植不好功名，一心想做江湖隱士，曹姑娘過門之後，這哥們有一天突然就開悟了，跑到深山老林做了“野人”。
到了南宋，理學逐漸成爲顯學，但“女守貞、男滅欲”的思想並未成爲社會主流，女性再嫁仍是稀疏平常的事情。
譬如南宋著名詩人陸遊和才女唐婉的悲劇愛情，他們離婚之後，唐婉還有一段後續感情，她也改嫁給了宋朝皇室，她的新夫君是宋太宗五世孫，儀王趙仲湜之子趙士程。
那時候，程頤早就喊出了“餓死事小，失節事大”這句話，社會上也出現了一些女性應該爲夫守節的聲音，但它們顯然屬於非主流，僅在一小撮“道德綁架恐怖分子”中流行。
說到“餓死事小，失節事大”這句話，它本身就是一個延宕千年的刻意曲解：
程頤的本意，指的是士大夫的氣節，而非女性的貞潔。它本身是對儒生貴族的精神要求，後來卻可笑地畸變成對庶民婚嫁的道德鉗制。
男人們或跪權力，或拜金錢時，想不起這句話，但看到一個不幸的女子，卻興奮地以訛傳訛，逐漸將這句話刻意曲解成了一副女性的鐐銬。
三.
帝制時代，皇室的所作所爲，最具有代表性。
首先皇家作爲萬民典範，行事最講禮法，這說明當時社會的主流觀念，尚未給女性戴上“一女不事二夫”的道德枷鎖。
再者皇室作爲封建社會的絕對頂層，擁有無可比擬的財富與權力，在一個絕對的男權社會，皇室男性絕不會因力所不及，而在娶妻這件事上委曲求全。
二婚女性可以堂而皇之地嫁入皇家，乃至成爲皇后，不是說明他們不在乎百姓的非議和文官的刺耳諫疏，恰巧說明瞭這種事情在當時，並不會受到民間和士大夫們的“非議”。
趙宋皇室對“二婚女性”的“豁達與包容”，是當時社會主流觀唸的最佳顯影，說明在北宋，從江湖到廟堂，時人的主流思想對女性改嫁並不以爲意，社會接受度很高。
這樣的事情，在清朝的文人看來，就屬於匪夷所思了。
清朝詩人王士禛在《香祖筆記》中，有過這樣一段感嘆：
“宋世士大夫最講禮法，然有不可解者二：仕宦卒葬，終身不歸其鄉，一也;閥閱名家，不以再嫁爲恥，尤不可解也。”
請注意他的用詞，“閥閱名家，不以再嫁爲恥”，一個恥字，驚悚地凸顯了當時的社會主流觀念，對於女性貞潔和婚姻自由的苛刻抑遏。
一個恥字，背後不知流淌着多少中國女性的血與淚。
四.
世道不是一天變壞的。
對女性改嫁的歧視，始於元代。元代有公開立法，一個女人如果改嫁，那她就失去了受封誥命的權利——這意味着，改嫁的女性，在人格上已經開始低人一等。
到了大明，理學正式成爲統治階層認可的官方意識形態。此時，在官方所宣導的意識形態中，針對二婚女性的歧視也進一步升級，殺人狂魔朱元璋親自定下規矩：
官員的妻子，如果有過婚史，或者娼優、婢妾出身，禁止申請誥命。
可以看到，這時改嫁的女性，在人格上已經等同於和妓女、奴婢一般低賤了。
一個鮮明的例子，是明永寧公主朱堯媖的悲慘經歷。當時皇室爲永寧公主選了一個京城富戶公子做駙馬。可永寧公主嫁過去才發現，這駙馬是個病入膏肓之人，大婚拜天地的時候，駙馬就流鼻血不止，身體情況岌岌可危。
結婚不到2個月，這駙馬就病死了，兩個人連洞房都沒入過一次。可因明代禮法嚴苛，雖貴爲公主，這個可憐的女孩，依然只能守寡至死，“終生不識閨房之事。”
滿人入關之後，逐漸漢化，仍以儒家理學爲治國正統，清朝法律也明確規定，再嫁女性不得受封——不過這時已經不需要執行法律了，整個社會的主流觀念，早已經不再允許女性輕易離婚改嫁了。
明清兩代，“貞潔烈女”的故事開始在民間口口相傳，貞節牌坊開始在全國各地大量湧現。很多地方，甚至出現了女性殉夫從死的“大退步”。
自此，中國女性的地位已經徹徹底底跌落到失去“人”的屬性，淪爲了男性的附屬品。
五.
你瞧，一個社會整體觀唸的變化，並不永遠都是螺旋上升的。
尤其對社會中的某一羣體而言，它甚至可能長時間地呈現螺旋下降的趨勢。
回溯歷史，中國女性的命運轉移，恰恰就是這樣一個持續螺旋下降的過程。
自“程朱理學”成爲中國社會的主流思想，女性，及其本就岌岌可危的一點點微末自由，很快便如風暴中的泡沫，徹底蕩然無存了。
對她們而言，“觀念”所轉動的不是一扇推開的門，可見天地浩渺，風物遼闊;而是一副冰冷沉重、愈發收緊的枷鎖，令人窒息，動彈不得。
在這個漫長的演進過程中，觀念已異變成一場社會性暴力，即施暴者是整個社會及其全體成員，裹挾的是所有女性的命運，無可逃匿。
她們所走向的，是一個漫長的，逐漸失去、跌落和被禁錮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