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云“官斷十條路。”，這句話被廣爲流傳，一句話能夠一直被大家記住，往往有兩個可能，一種是這句話是官方要求民衆知道的，比如“君權神授”、“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等，這些言論不管民衆是否認可，但是官方要求你只能記住。
另外一種是不需要官方強制，卻能讓大家記住的話，那隻能說明這句話有理，或者說他說出了社會現狀，並得到了民衆的一致認同，成爲了大家的共識。而“官斷十條路”能被大家熟知，也就是因爲他說出了古代社會的現實。
那爲什麼古代官員能斷十條路呢?就是因爲古代大量的法律條文都有模糊不清、語義含混的狀態。這種現象並非偶然，而是深深植根於古代社會的政治土壤之中。從本質上來說，這往往是統治者精心設計的結果，背後隱藏着複雜而深刻的政治權謀與考量。
比如，村民張三因偷了鄰居的一隻雞而被告到衙門。按照古代的律法條文，對於盜竊行爲的定罪是依據所盜財物的價值來判定的，處罰方式包括罰金、笞刑、流放等多種形式。然而，法律條文在此處卻存在關鍵的模糊點——沒有明確規定偷盜價值多少財物應對應何種具體刑罰。
法律僅僅寫了情節“較輕的”、“比較輕的”、“較重的”等字樣，可是偷多少錢財算是“較輕的”呢，又多少是“較重的”呢?這樣一來就出現了模糊空間，而這種模糊性就將裁決的大權交到了審訊官員的手中。官員在處理這起案件時擁有極大的自主操作空間。
如果張三是官員的親戚，或者官員收了張三的好處，那他完全可以從輕發落張三，將事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也許只是簡單地警告張三，或者象徵性地罰一點小錢，便草草結案。
可如果張三和官員有過嫌隙，那麼他也有權力對張三進行重判。他可以將張三的這一小小盜竊行爲的罪責無限放大。可以聲稱一隻雞雖然看似價值不大，但卻關乎民風，關乎道德倫理，用道德這個殺人不見血的利劍，將張三從重治罪。
在這種情況下，張三的命運完全被官員掌控，此時，百姓所畏懼的對象就不再是抽象的法律條文，而是執行法律的官員。他們深知，自己一旦觸犯了法律，哪怕是輕微的違法行爲，最終的結果都取決於官員的個人意志。
可如果法律條文是極其詳細的，情況則會截然不同。如果法律明確規定了偷盜財物價值的具體量刑標準，比如，偷盜價值在一兩銀子以下的財物，處以罰金若干;價值在一兩到三兩銀子之間的，處以笞刑多少下;價值超過三兩銀子的，判以流放某地。
那麼，當張三偷雞這一行爲發生後，無論是張三本人還是審訊的官員，都能清楚地知道應該適用何種刑罰。這樣一來，官員便失去了可以操作的模糊空間。他們無法再根據自己的意願隨意地對百姓從輕或從重處罰。
每一個判決都必須嚴格依據法律條文來執行，沒有了自由裁量權所帶來的灰色地帶。對於百姓而言，他們清楚地知道自己行爲的後果，在犯法時能夠有法可依。這看似公平合理的狀態，卻觸動了古代統治階層的敏感神經。
因爲，對於統治者來說，他們都希望自己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而權力的體現就在於掌握別人的生殺大權!有能力讓別人做他們不喜歡的事情，而詳細的法律條文恰恰束縛了統治者的權力，他們需要法律來維護自己的統治，但不需要完善的法律限制自己的權力!
統治者深知，官員權力的一部分來源於對法律執行的自由裁量權。這種權力讓官員在百姓面前擁有絕對的威嚴。當官員能夠決定百姓的生死榮辱時，百姓自然會對官員敬畏有加。而這種敬畏又會通過官員這一階層，最終傳遞到統治者身上。
於是，通過故意製造法律的模糊性，讓法律條文存在模糊空間，統治者就可以有效地控制官員和百姓。官員因爲擁有較大的權力而對統治者感恩戴德，同時也會更加忠誠地爲統治者服務。而百姓則因爲對法律執行的不確定性而心生畏懼，不敢輕易觸犯法律，更不敢挑戰統治者的權威。
可以說，古代法律條文的模糊不清，從根本上增加了人治的權力。在很多情況下，人治的力量遠遠大於法律的力量。官員在處理案件時，往往不是依據法律條文的明確規定，而是根據自己的主觀判斷、個人利益或者上級的暗示。這種人治的現象在古代社會屢見不鮮。
當人治大於法治時，老百姓會更加畏懼執行法律的人。他們知道，在法律面前，自己的命運更多地掌握在官員手中。這種畏懼心理會讓百姓在行爲上更加謹慎，但同時也讓他們處於一種極度不安的狀態。
而對於統治者來說，這種讓百姓恐懼、不安的狀態正是他們所期望的。百姓的畏懼心理會轉化爲對統治者的順從，這樣他們就可以更好地拿捏百姓，讓百姓乖乖地成爲自己燃料的同時，還要歌頌統治者的偉大!
從更宏觀的角度來看，古代的法律實際上是皇帝用來統治臣民的一種專制工具。中國古代社會長期以來都是一個“專制與人治”的社會。在這種社會形態下，皇帝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法律的制定和執行都是爲了維護皇帝的統治。
皇帝或統治階層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隨時制定、修改或廢除法律。法律沒有獨立性，它完全從屬於統治者的政治目的。比如在明朝時，江南百姓懷念張士誠的輕徭薄賦，朱元璋知道後大怒，直接對該地區徵收高達20%的田賦，作爲懲罰性措施!
在古代那種畸形的社會環境中，法律的存在形式和功能都發生了扭曲。它不再是公平正義的象徵，而是權力的附庸。法律條文的模糊性是這種畸形狀態的外在表現，人治和專制則是其內在的核心本質。這樣一來，百姓就成爲了法律模糊性的最大受害者，他們只能在專制與人治的陰影下艱難求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