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東方走到西方，他們給你馱來了你希望的東西。
——古突厥人《商人贊》
二十年多前的夏天，還是留學生的我從北京飛到了美國南方的德州，滿懷着對新大陸的希冀。十多年前的夏天，我們決定離開德州。那是個艱難的決定。德州就像一件老舊的襖子，穿得越久，越難脫下。然而我們終於還是告別了德州，告別了藍瑩瑩的散發着淡淡清香的德州矢車菊，告別了德州的老友們。
從德州搬到加州沒多久，我的朋友索菲卡在公司內部發信給我說她被裁員了，這是她上班最後一天，我忙安慰她，沒想到她倒不是那麼頹喪：“沒事的，這一定不是最糟糕的安排。”我一下子想起了她幾年前說的話，我說是的，肯定不是。
我和索菲卡是在公司的一個演講俱樂部認識的，我那時很積極地想提高自己的英語口語表達能力，索菲卡大概也是同樣的想法。她也是移民，英語說得比我好，但還是有口音，她來自克羅地亞。“你知道，就是九二年波黑戰爭發生的地方。”我知道那個地方，飄搖在巴爾幹半島上，小時候學世界歷史知道那是歐洲的火藥桶，兩次世界大戰都是從那點燃的，而那個地方，也是絲綢之路歐洲大陸的一站。
索菲卡樣子好看，鼻子高高，眼睛是綠色的，貓眼石一般晶瑩，可是她好像總是不太笑的。我和她熟悉以後，有一次她講起了她的故事，原來她是以戰爭難民的身份移民到美國的。波黑戰爭期間，飛機轟炸，把她的父親和弟弟炸死了，“我整天哭，爲什麼會這樣，爲什麼最糟糕的事情會發生在我的身上!”但是沒過多久她兒子的一條腿在戰火中被炸斷了。她傻了，終於醒悟到原來天下的事情沒有最糟糕的，只有更糟糕的。她不再怨天尤人，想盡一切辦法辦了戰爭難民簽證，移民到了美國。“那時候，我們在歐洲很多地方呆過，四處流離，惶惶終日，住的都是臨時住所，條件惡劣極了，兒子又是殘廢。”但是她心裏希望的光一直在亮着。一家人輾轉到了美國，兒子裝上了假肢，還上了大學。
我去過她家，桌子上擺着克羅地亞的珊瑚類飾品，茶几上站着橄欖木雕的小動物，到處都是來自那個國度的痕跡。最引人注目的是客廳正牆上的一幅攝影作品，美麗的海，無邊無涯的藍，無與倫比的藍，深邃卻又通透，一旁是高高聳起陡峭險峻的山峯，海水簇擁着，碰到岩石的地方，激起一片片銀白。“真好看。”我說，“真希望有機會去看看。”“你一定要去的!”她很興奮，“那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地方。”
“比意大利還美嗎?”我知道絲綢之路的終點是意大利，那裏有水上之城威尼斯，有比薩斜塔，有龐貝古城，還有到過東方的馬可波羅。我也知道克羅地亞和意大利隔海相望，在亞德里亞海的東西兩側。“當然。亞德里亞海靠巴爾幹半島的這一邊有海洋，有高山，又險峻又美麗，而意大利那邊只是平原。”她驕傲地說，“可惜，那麼美的地方回不去了。”她的臉上又有了一絲小小的憂愁，“回不去了。” 我看着那幅攝影，想起了家鄉清峻而綿延的山，到了春天，滿山滿野的杜鵑花開了，團團簇簇，紅雲一般鋪滿了一個個山丘，把黛青的山挑染成玫紅色的海。那也是我心目中最美的地方，那山腳下潺潺的溪流，千萬次在我心裏流淌。然而我亦深知，那也是一個回不去的地方。
又過了幾年，我要搬到加州去了。“我們常聯繫啊，”她說。我說好，我們擁抱了對方，滿懷着對明天的希冀和祝福。那是個初夏的下午，路邊的矢車菊已然開敗，我到她辦公室匆匆駐足就告辭了。我記起她說過的回不去了，心裏的惆悵像矢車菊一樣蔓延，德州，我的第二故鄉，也會一如遠在太平洋那一端的故鄉，成爲又一個回不去的地方嗎?
我到加州在公司內部換了一個部門，湯米是我的部門項目經理，屬於管事不管人的一個職位。他和我年紀相仿，中等身量，眼睛有些深陷，頭上的髮際線很高。“再過幾年恐怕就沒頭髮了。”他有一次喫飯的時候開玩笑說。IT行業最顯著的特點就是第一代移民的員工多，哪個國家的都有，尤其以亞洲和東歐的居多。我們這些移民員工到了中午會聚在一起喫飯。湯米喜歡帶Pho，一種越南米線，一盆是牛肉清湯，一盆是透明的細細的米線，他把兩個盆子放到微波爐里加熱之後混在一起，稍微攪拌一下，再放上九層塔的葉子，香氣襲人，看着就讓人饞。湯米是越南人。他一開口大家就知道他是越南人—他的英語帶着濃濃的越南口音，尾音拖得很長。其實我們每一個人一開口就都知道來自何方了。中國的，印度的，韓國的，還是伊朗的，或者是俄國的，一開口就知，我們的英語口語都帶着來自母語的或深或淺的烙印。
有一次週末我在Homedepot買東西的時候見到一個人像極了湯米，中等個子，頭髮也是稀疏。我很高興地跑上去衝着那人的背影喊了好幾聲，那個人卻是毫無反應。我納悶極了，週一的時候問湯米是怎麼回事。“啊，那一定是我的雙胞胎弟弟。”他說。我這才知道他還有一個雙胞胎弟弟。“他自己開了一個小餐館。我們兩個性格不太像的。”湯米那日興致高，說起了他們的故事。原來他們都是越戰中從南越移民到美國的——也是以戰爭難民的身份。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時候，他們一家四口都在越南，他父親是南越政府官員，越戰結束後，他們處境很糟糕，想要離開越南。但是他們很多次試圖偷渡到馬來西亞都失敗了。有一次是船隻中途被發現，他們被押送回越南，進了監獄。還有一次是天氣太惡劣，遇到暴風雨，他們的船隻走了一半，迷失方向，繞來繞去，又回到了西貢。“一共試了二十次。”他說，他的父親是個堅韌的人，心裏的希望之火一直倔強地燃着。最後一次偷渡的船隻上擠滿了人，根本沒有位置了。他的父母親硬是把只有十二歲的他推到了船上，要他到了馬來西亞的難民營再申請去美國。“你先去，我們隨後來。”他的父親說，他的母親眼裏都是淚，什麼都沒有說。“她一直在哭，弟弟也在哭。”他說。
“他們怎麼放得下心?”我問，眼睛有些溼。“沒有辦法的辦法，能出去一個是一個。要是待在越南就一點希望都沒有了。”他說，陷入了對往事的回憶。他一個人在馬來西亞的難民營待了十個月，住在難民營的平房裏。每一個平房裏睡通鋪睡着二十來號人。什麼都要搶，喫飯尤其如此，稍微慢一點就沒有喫的。夏天熱得要死，蚊子特別毒， 房子也沒有空調，一屋子的溽熱和臭氣。這都還罷了，最難以忍受的是總是被人欺負，被人打罵，因爲他是孤身一人。“所以我從小就學會了打人，不要命地打人。只能自己兇一點，不然就會被別人打死。”我好像有點明白他爲什麼會那麼執拗，會在電話上和產品經理爭得面紅耳赤，一點也不退讓。後來他申請到了美國，再後來他的父母親和弟弟幾經周折也終於到了美國。“比起來我們真的很幸運了。很多人在偷渡的時候葬身大海，有些船隻遇到海盜，有些迷了路，沒有水和糧食的供給，整船人都死了。還有一條船到了馬來西亞，不讓靠岸，因爲那時候馬來西亞政府不敢收留難民，只好又返回越南。最慘的是有一次他們開槍打死了很多冒險涉水上岸的越南難民。”我聽得目瞪口呆，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我還是個中學生，坐在有很多明亮窗戶的教室裏上課。教歷史的老師講到海上絲綢之路，提到越南，也提到馬來西亞，那些都是絲路途經之國。
“現在還常回越南嗎?”我問。“不常回了。我五年前回去過一次。”他說，喝了一口牛肉湯，“越南還是很落後，可是那裏的東西是最好喫的。”他的眼睛發亮。我知道他的孩子也都在學越南語，到了春節他會特意請假慶祝這個節日，他的妻子也是越南人，會穿上漂亮的越南旗袍。而他的老父老母都不太會說英語，只能收看越南語的電視。“他們總想回越南，可是，那個地方他們已經回不去了。”他有些黯然。是的，回不去了，我默默地點頭。
我居住的南加州移民衆多，不同的種族又都喜歡聚居在一個地方。小西貢那邊是越南移民聚集的地方，爾灣這邊是中國人，中東人也很多，伊朗的，伊拉克的，埃及的，都有。我的一個鄰居是敘利亞人，有時候隔着落地的窗戶，我會看到他全身匍匐在地上做禱告。我的健身教練是個土耳其人，五十多歲了，身段柔軟得像一個窈窕少女，有一次我問起去土耳其旅遊安全嗎?“還好還好。”她說，“那裏有世界上最美的風景。”
我有時去小西貢越南人開的雜貨店買菜，海鮮和肉類實在是太便宜了，又便宜又新鮮。店子裏有時候播放着我知道的中國歌曲，卻是用越南語唱的，熟悉又陌生，似曾相識，飛來的卻不是家鄉屋檐下俊俏的燕子。這樣的感覺真是有些新奇。我也常去伊朗人開的店子買一種薄薄的大張的餅，有些像新疆的饢，不過沒那麼厚，剛出爐的，上面還灑滿了芝麻，咬一口又脆又香。他們的牛羊肉都是放了血宰殺的，和美國超市不放血的肉食品比起來要新鮮，還少了一點腥味。店子裏的伊朗員工是高鼻深目的美人，男的女的都美得不可方物，大概是因爲東西混血的緣故。波斯人，我想起我們曾是這麼稱呼他們的。我知道他們有很多也是戰爭移民，在那些黑沉沉的夜裏，美國像是一盞明燈，照亮了前行的路。他們終於輾轉來到了這一片新大陸，也似乎都找到了一絲安穩，沒有戰火的現世的安穩。和我一樣，他們在這裏建起了一個小家，大概也和我一樣，在某一個瞬間抬頭看到天上或明或暗的雲朵時，會想起千里之外的故鄉，想起故鄉和暖的春風和故鄉照水的彎月。
我記起中學時上歷史課的時候，胖胖的老師講到絲綢之路，講起絲路沿途經過的那些國家，我總覺得有些隔膜。那些遙遠而陌生的名字，與少年的我像是一顆顆珠子，貓眼一般發出神祕的光澤。我從未想過，在過去的未來，現在的過去和現在的現在，我會因爲那些來自陌生國度的子民或者是他們開設的店鋪而觸碰到那些神祕的珠寶，一顆又一顆，鮮活又具體，點亮了年少時那個歷史老師在黑板上畫下的那條絲綢之路。在那條古絲路上，曾有多少匹照夜白駝着人們的希望奮蹄飛奔。那八千里的路上飄着不一樣的歌聲，不一樣的雲彩，然而不管是哪個國度出來的人兒，都和我一樣，從東方到西方，在這塊新大陸上找尋我們希冀的東西。我們找到了嗎?我們迷失了嗎?我不知道答案，我只知道我們在這裏終日奔波，在這裏生兒育女，在這裏放聲歌唱，在這裏低聲啜泣，卻一直一直把故土揣在心間，隔着千山萬水，默默地卻又無比清晰地深深念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