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人文主義傳統的歷史發展情況，我已經從文藝復興講到20世紀30年代，現在是時候放下這個話題，在最後一章中關注人文主義傳統在20世紀必須面對的挑戰。我們進而要問這樣的問題：
這種挑戰是否意味着人文主義傳統的終結?或者說，人文主義在我們這個時代以及在未來是否仍然有其作用?
對我這代人而言(對年輕一代而言並不必然如此)，最重要的挑戰包括納粹德國的崛起、第二次世界大戰、冷戰的激烈階段;也就是說，它們大約發生在從1933年年初希勒特掌權到1953年這段時間。
但是，站在20世紀80年代以更長時段的眼光來觀察，那一系列危機似乎都只是西方人文主義面臨的長期挑戰的一部分。
我想在此探討的就是這些長期挑戰。我將它們分爲四類，將1933年至1953年的那些事件歸入最後一類。
四類挑戰分別是：
1. 人口的增長和歷史規模的變化;
2. 技術，以及歷史的時間節奏變化;
3. 集體主義和極權主義;
4. 戰爭，以及暴力的蔓延。
人口規模的增長，激化了糟糕的個人境況
世界的總人口在基督時代估計爲2.5億，在1750年前後工業革命開始時爲7.5億，在1925年達到20億，接下來半個世紀裏再次翻番，並且預計將在2000年超過60億。
同樣令人震驚的是城市規模的增長。遲至1800年，世界上人口超過百萬的城市據信只有兩個，即倫敦和廣州。1980年，人口超百萬的城市有109個，其中有16個城市人口超過500萬，而且墨西哥城的人口預計將在20世紀末達到3000萬。
人口的增長有兩個後果。
首先，大量的新增人口生活在令人難堪的貧困環境中，例如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孟買、墨西哥城、雅加達等城市的生活環境極其擁擠，極其屈辱，以至於在那裏談論個人自由以及人文主義傳統看重的其他價值，談論自己以及孩子的生存之外的事情，都會淪爲笑柄。
其次，提供生活必需品來養活第三世界貧窮國家的人口涉及大量的問題，處理大城市(即使是倫敦、紐約這樣的富裕城市)的種種問題——不僅包括貧窮和疾病，還有犯罪、剝削、種族矛盾、毒品氾濫——也需要範圍極大的社會組織工作。
面對這樣的情況，人們只能採用關注整體和平均狀況的集體性措施。此時，個人的境況應該由誰來關心，又有誰會關心呢?
技術至上的天平上，個人價值變得無足輕重
科學(例如醫學)和技術(例如改善的衛生、供水、通信)爲解決這些問題或者至少防止它們惡化提供了最佳的方案——這個事實是那些責罵技術的人們應該記住的。
但是，至少在20世紀的大多數時間裏，人們在利用技術來解決問題時沒有充分關注它們恰當與否，沒有關注它們對環境和人類造成的後果。
E.F舒馬赫(1911一1977)之類的人呼籲使用替代性的、小規模的或間接的技術，但長期以來都受到偏見的阻礙。在工業化國家，爲技術進步清除障礙(尤其是關於節約資源的疑慮，或者關於諸如數百萬人失業或居民背井離鄉等長期社會影響的疑慮)的必要性，已經成爲政府的陳詞濫調，成爲古典經濟學的一種新式“鐵律”。
即使是權衡技術的代價和好處，或者詢問是否有潛在的替代品(尤其是在軍事或太空技術領域)，也會被視爲進一步證明一種仍然包含人文主文元素的教育不適合於未來的技術世界。
對參與科學和技術進步的人們而言，越來越快的進步節奏令人激動得喘不過氣，通過掌控自然來改變世界的實證主義夢想仍然擁有巨大的效力。他們堅信這必定會造福人類，沒有什麼能夠動搖這種信念。
但是，那些被動、非自願參與變化過程的人，那些構成“人類”這個方便的抽象概念的單獨個人，他們的回應要含糊得多。
就算他們承認改善衛生條件和生活水平有好處，那種被不斷鼓吹的信息——即技術進步不能被暫停甚至減緩，其後果只能被接受——也讓他們堅信，他們無法控制那些能夠深刻影響他們生活的新事態，他們作爲人類已經在技術價值的天平上變得無足輕重。
極權主義的威脅無處不在
集體主義者很容易推斷，那種認爲個體人類具有任何價值或權利的觀點不僅是錯覺，還極具誤導性，並且遮蔽了這樣一個事實(根據他們的論證)，即只有通過作爲國家、民族、種族或社會階級等集體的一分子，人類纔能夠獲得價值或權利。
加入諸如教會、政黨、職業或社會的組織之類的羣體，這長期以來就是任何個人在民主社會中享有的權利之一，而且這些羣體的數量和多樣性一直被視爲對民主體制力量的考驗。
更進一步，這種集體主義觀念還體現在工會制度(“團結就是力量”，單個的工人沒有能力捍衛自己的利益)，以及爲無能力自我供養的人們提供教育、住房、衛生等方面所需品的國家社會主義計劃或行政幹預措施之中。在工業化社會中，這些做法最終作爲人權的自然延伸被人接受。
但是，這種意義上的集體主義與20世紀那種以整體民族主義、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爲表現形式的集體主義，二者之間存在極大的差異。
在後面那些形式中，個人要讓自己的全部人生從屬於國家的需求——這樣的國家無所不包，不容忍半點獨立的苗頭，並且將所有的權力集中在自己手裏，無論其集權的框架是民族、大衆、某個優勢族羣，還是某種宗教。
事實是，今天世界上存在着這樣的政權：它們無論運作效率有多麼低下，都具有集體主義的性質;它們認爲治下的人類可以被任意支配，沒有任何人有權利來反對它們專斷地行使權力，包括監禁、虐待和處死那些哪怕僅僅被懷疑反政權的人，甚至包括那些時而發生的針對少數族羣或宗教少數派的滅絕行動。
許多自由主義者和社會民主主義者曾經躊躇滿志地以爲，代議制和民主權利會逐漸在其他地方確立起來，但是這種幻夢已經被打碎。在嘗試過推行民主的地方，常見的情況是：腐敗和動亂導致民主崩潰，進而使得民衆盼望某一個強人或某一個政黨掌權。
有人會做出自滿的分析，將這種現象的原因歸結爲其他地方缺乏歐洲民族的經歷和傳統。然而，回憶兩個事實便能打破這種自滿：
世界上首個上臺掌權的法西斯政權出現在意大利，而意大利卻是歐洲最文明的國家之一，其人文主義傳統可以追溯到比文藝復興更久遠的西塞羅和羅馬共和國;世界上最強大的兩個集體主義政權都位於歐洲。
在歐洲，左派對作爲他們根源的人文主義傳統漠不關心，仍然盲目地追求左翼革命的烏託邦夢想時，20世紀的真正革命性發明——操控的技術(政治宣傳和含糊辭令，希特勒那種宣傳加恐怖的手段)以及此後便被廣泛複製的警察國家制度——最先在納粹德國的宣傳部、監獄和集中營中被髮展出來。
戰爭和大規模暴力，令人文主義顯得軟弱無力
中東歐各民族在20世紀的經歷(此外，還不要忘了西班牙內戰或德國對希臘的佔領)，在作爲人文主義傳統發源地的歐洲大陸的歷史上是獨一無二的。
14世紀的黑死病害死的歐洲人更多，估計爲總人口的1/3;中歐的許多地區在宗教戰爭期間成爲廢墟，活下來的少數人落入同類相食的境地。但是，真正令人難以想象的卻是20世紀大規模毀滅人類的行徑，以及它那種故意和系統性的特徵。
如果我們將兩次世界大戰中歐洲被暴力殺害的人數，以及納粹集中營中被害的人數相加，那麼從1914年戰爭爆發到1953年，這40年時間裏總遇害人數必定超過五六千萬，更不用說還有好幾百萬人儘管活下來，卻身體傷殘或者因爲悲慘遭遇而留下永久的心理創傷。
那種從1914年持續到1923年年底的暴力和鎮壓的循環似乎在1924年到1928年的短暫時間裏顯示出終結的可能，但事實上並非如此。那種循環再次出現：大蕭條、希特勒的上臺，以及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這種循環並沒有減緩，歐洲的分裂、冷戰以及世界性核戰的威脅緊隨而來。這次的暴力遍及全世界，延伸到了亞洲、非洲、中東、拉丁美洲，成爲許多地區的長期性問題。
許多地方從殖民統治中獨立出來，但這種成就卻經常染上內戰的污點。種族和族羣屠殺，蓄意的無差別恐怖活動和暗殺，甚至種族滅絕的企圖，都成爲常見之事。
我沒有必要繼續列舉這類恐怖的人類行徑。上面列舉的已經足夠，此刻我要面對這樣的問題：
當我自己或者其他任何人談論人文主義傳統時，怎麼能假裝在今天這個十分殘酷、對人文主義價值觀十分冷漠的世界裏，人文主義傳統仍然具有效用或意義(人們在回憶起這些價值觀當初蘊含的希望時只會感到苦楚)?
西方人文主義傳統，還有未來嗎?
在嘗試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要指出我對20世紀曆史的敘述是不完整的，它需要其他更多的積極元素來平衡。
例如，一個事實是，西方強國不僅擊敗了來自軸心國的外部挑戰，同時也沒有拋棄自己的民主制度和價值觀;這些民主制度和價值觀最能夠體現人文主義傳統，無論體現得有多麼不完美。
此外，西德、意大利和西班牙擺脫了法西斯主義，同時也沒有陷於集體主義。
另一個事實是，西方的主要意識形態挑戰，也就是蘇維埃模式已經失去了吸引力。
我們在面對那些仍待糾正的罪惡行徑時會感到憤怒，而且是特別正當地感到憤怒，但在憤怒的同時不要忘記我們取得的成就，哪伯只是爲了鼓勵自己繼續奮鬥，讓成就變得更大。
此外，只要避開我們20世紀曆史表述中的那些客觀力量、抽象觀念和泛泛之論，深入理解歷史中的個體人類，我們就總是會看到人們在勇氣、自我犧牲精神、同理心、領導力、忍耐力方面達到非凡程度的例子——例如在各次抵抗運動中，甚至在集中營裏，這類例子不僅見於戰爭期間，而且在戰後的每一年都有表現。這些事例引人關注的地方在於，它們經常描述人們能在自己身上找到潛藏力量來面對處境的行爲。
對度過了20世紀災難的人們來說，人文主義傳統令人煩躁不安之處在於，它那種堅信人類生性本善並能臻於完美的信念，它那種洋溢在18世紀啓蒙運動之中的樂觀精神，以及它那種貫徹在19世紀實證人文主義之中的對科學、進步和未來的信心。
但是，這樣概括人文主義傳統犯了以偏概全的錯誤，正如我若干次指出的，它錯在以人文主義發展歷史中的某個階段來代表整體。啓蒙運動只是人文主義傳統的一個階段，而整個人文主義傳統卻可以追溯到古代世界，追溯到文藝復興時期對古代世界的重新發現。
一旦忽視了人文主義的早期歷史(如古代世界的斯多葛主義，或者殘酷極端的宗教戰爭中蒙田對斯多葛主義的重新闡發)，許多批評人文主義的人就忽視了人文主義傳統中也存在比較現實主義的觀點。
這種觀點接受人類的侷限和弱點，並不相信人類生性本善，就像並不相信人類生性本惡一樣。它更強調對人類的創造潛能的信仰，相信這種潛能在被喚醒後就會開花結果。
我已經說過，這種與18世紀樂觀精神不同的觀念，被歌德、馬修·阿諾德、羅斯金和莫里斯等一系列嚴厲批判進步必然性的19世紀人文主義作家繼承。
在19世紀80年代至20世紀30年代之間，一種新型的人文主義開始浮現。它摒棄了較早時期的那些樂觀假設，認爲自己的出發點應該是承認人性的雙面特徵，承認易卜生、弗洛伊德和馬克斯·韋伯已經說明的個體人類與人類社會中的非理性力量。
沒有哪種關於人的哲學能夠經歷20世紀中葉而毫無改變。人文主義觀念是這樣，基督教的、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的觀念也是這樣，它們全都不得不奮力去面對人類的深刻苦難及其所揭示的惡。
但是，不得不面對這類挑戰的人文主義，與19世紀那種在人們看來自由、樂觀、講求實證的人文主義已經迥然不同。這種新人文主義有多大的希望能夠熬過20世紀中葉的經歷，面對我描述的那些持續不斷的挑戰，仍是一個我要進一步探討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