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院士是一位真心做學問的學者，他在很多會議上的公開講稿和給醫學專業書籍或醫學人文讀物的序寫得都很認真，邏輯清楚，行文流暢，發人深省。作爲一名業餘研究醫學史的外科醫生，我從這篇講稿中也獲益匪淺，尤其是下面這句，就非常值得我們認真思考：“爲什麼人類文明在任何時期、任何地方都伴有醫學呢?這就啓示我們：醫學最核心的本質並不在於治癒病人，而是人類對疾病痛苦的回應，主要在於人性關懷與精神慰藉。”如果這個觀點只是用來總結古代醫學本質，我認爲是非常準確的，但如果我們討論的對象也包括現代醫學，那麼，這個說法就需要仔細斟酌了。
因爲現代醫學不只能提供人性關懷與精神慰藉，也能真正實現治癒。尤其是在一些可能致死的疾病當中，治癒的重要性更是遠勝關懷與安慰。我們不妨做一個極端情形下的思想試驗：你得了闌尾炎，已穿孔，因延誤了診斷，到醫院時，已經出現了瀰漫性腹膜炎、感染性休克，此時有兩個醫生可供選擇。醫生A，慈眉善目，待人溫柔，經過充分詳細、徹底坦誠的溝通以後，你得到了極大的心理安慰，知道自己沒救了，餘下的時光，就是等着休克進一步發展，告訴親人去準備壽衣棺材或骨灰盒，迎接死神的收割。醫生B，橫眉冷對，人狠話少，甚至未經充分溝通，他就粗暴地要求家屬迅速簽字同意手術，隨後一邊補液、抗感染、搶救休克，一邊有條不紊地進行術前準備……當你在麻醉中醒來時，你鼻子裏被插了胃管，肚皮上也多了一根引流管，下半身因爲插了尿管也有灼痛，身上亂七八糟地貼着各種監護線路，從遠看，你就像一個車禍現場，但你活過來了。
請問你選 A 還是選 B?
我相信除非是家屬有心不想讓病人活下來，否則，所有人都會選那條活路。古代醫學與現代醫學一脈相承，醫學對於人類痛苦的回應，從一開始就是希望實現治癒的，這是醫學的初心。倘若沒有這一初心，僅滿足於關於與慰藉，那醫學很早就實現這一目的了，完全可以在某一階段停滯不前——事實上，很多國家和地區的傳統醫學因爲沒有科學的介入也確實一直停留在一個非常初級的水平。
科學在人類歷史上的出現是一個非常偶然的事件，對於包括中國在內的很多地方沒能產生近代科學的萌芽我們是不必感到意外的。愛因斯坦認爲，西方科學的發展是以兩個偉大成就爲基礎的，希臘哲學家發明瞭形式邏輯體系，以及發現通過系統的實驗有可能找出因果關係。但古代中國只有“天人合一”“取象比類”等不合理性邏輯的玄學和神祕主義，在這樣思想的影響之下，醫學當然不可能繁榮。雖然這樣的醫學仍然可能發展出不同的理論流派和技術規範，但若要讓這些人交流同一個人的病情，則幾乎不可能達成一致，無論診斷還是治療，都是都是各自成理，大相徑庭。
伍連德在回憶錄中曾經提到過給袁世凱會診的經歷，一幫中醫各說各的，互相不能說服彼此。
戰國時期的孟子說：“無傷也，是乃仁術也。”唐代名醫孫思邈強調醫家應“先發大慈惻隱之心，誓願普救含靈之苦”。如果說醫學的核心本質主要在關懷與慰藉，那麼中國古代醫家是完全勝任的。如果整個世界的醫學都呈現一個靜止狀態，大家都保持均勻一致的落後，倒也真看不出個差距，各有各的安慰法，又如何分高下呢?最聰明最有見識的中國人在上個世紀初開始意識到了不同醫學體系的高下之分。
1911年4月，也就是在伍連德第一次在東北成功狙擊鼠疫之後，在奉天召開了國際鼠疫大會，伍連德成了絕對的主角，天下揚名，這其中總督錫良的開幕詞非常值得稱道，即使今日讀來，亦覺非同凡響，我們甚至很難相信這竟出自一個清末舊式官僚之口，這一開明官僚的形象與我們在影視劇中所見的迂腐官員簡直大相徑庭，茲節錄如下：
“夫中國研求醫理之書，溯溯源流，歷代以來，頗多發明之處，施治內外各科疾病，亦未嘗無效，惟鼠疫爲中國近世紀所未有，一切防衛治療之法，自當求諸西歐，但恃國內陳方，斷難收效。且醫術與各科學並重，醫術共文化俱新，並轡/pèi/以馳，斯臻美備。”
一箇舊式官僚，在民衆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尚能拋卻成見尊重科學，反觀今日之抗疫舉措，面對大量可自愈的輕症甚至無症狀的新冠感染者，居然讓有些毫無循證醫學依據的藥物大行其道，只教人嘆今夕何夕。
難道那些藥物比經典的退熱藥物比如布洛芬或對乙酰氨基酚效果更好麼?如果這類藥物的作用僅僅是爲人提供關懷和慰藉，那確實聊勝於無，對篤信其效果的人來說，尤其如此。
這些例子都說明，我們決不能誇大關懷與慰藉在醫學中的價值比重，本着實事求是的態度，我們必須承認它只是一個錦上添花的東西。從病人的角度來說，一位態度和藹充滿溫情又技術高超手到病除的醫生，當然是最理想的，但如果沒有這樣的理想型，如果技術足夠好，態度稍差，我要是病人我也就忍了。反過來，從醫生的角度說，我們不能自恃技術高超就無視病人的心理感受，不尊重患者的隱私，不尊重患者的知情權和自由選擇權，我們不能自作主張地去替病人做決定——即使是爲着善意的初衷。
著名醫學家現代臨牀醫學之父威廉•奧斯勒曾說：“身爲醫師，不能要求病人太多，因爲病痛只會突顯人性的脆弱，使人變得不可理喻。”這也是我對自己的要求，我也在盡力讓其他年輕的同行理解這一點，那種總是抱怨病人不對(有些年輕的同行可能是被網上的風氣帶壞了)，甚至會把憤懣的情緒帶入工作中且讓病人察覺到的，也許要思考一下，自己是不是真的適合做一名臨牀醫生了。
如果說韓院士的觀點，是針對這種唯技術論唯科學論的矯枉過正，倒也算用心良苦，但我作爲臨牀醫生，仍然堅持認爲，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不能本末倒置。在同一篇演講裏，韓院士還有一段話是頗耐人尋味的，他說：
“以現在的眼光來看， 150年以前的醫生實際上是幾乎不能爲病人提供任何有效治療的。”
我因爲自己的特殊經歷，當然非常能理解括號裏的這種言不由衷，也許有些毉生不服氣，那可能是因爲他們太年輕吧，或者是生理年紀不大，或者是心智尚處於未發育的年輕狀態，那我跟你們也就沒什麼好說的了。尤其一想到當下的防疫政策，就會想起這樣一幅圖畫，不免悲從中來。
我今天在家聽班(on call)，本來是在等一個手術，結果本來9點多應該入住的病人，12點鐘纔來，跟年輕的同事溝通後，認爲病情尚允許，那就白天再做吧，等的時候，就寫了上面的一篇小作文，想到以韓院士這樣的身份地位，在公開表達觀點時尚且如此謹小慎微，區區如我，這十多年來也真是夠放肆的，但我不後悔，我沒有對不起這個時代，沒有辜負上天眷顧，也沒有糟蹋自己的學習經歷臨牀經驗和寫作才華。在世界變糟的前夜，我盡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