戲劇界泰斗曹禺說過：《茶館》的成就前無古人、蓋世無雙。
但在學生時代，我不喜歡看茶館，總感覺苦難屬於過去時。進入社會後，才逐漸看懂了《茶館》，而且是常看常新，甚至耳邊經常出現一個聲音：那麼彼時彼刻，恰如此時此刻。
老舍先生曾說過：一個大茶館就是一個小社會。
《茶館》是個三幕劇，歷經60年，掠過了三個時代。第一幕是大清尾聲，第二幕是民國初年，第三幕是抗戰勝利之後。
茶館要跨越這三個時代，當然無法迴避政治。但茶館的掌櫃王利發，無論在哪個時代，都要茶館“莫談國事”，他天真的以爲只要老實經營，就能勤勞致富。
但鄭板橋的“難得糊塗”，絕對不是生存的奧祕。你可以不去關心政治，但政治早晚要來關心你，不管你是什麼階層。
茶館裏的人，大體可以分成三個階層。
首先是食利階層。
茶館是一個大雜燴，真正的食利階層很少踏足，但他們纔是攪動茶館風雲的幕後大手。只有偶爾幾個食利階層的邊緣人物，纔會在茶館驚鴻一瞥。比如第三幕的沈處長，他的現身就意味着王掌櫃茶館的易手。
比如龐太監。他要給自己買個媳婦，要親自面試纔來的茶館，他花了200兩從皮條客劉麻子那裏買了一個農村姑娘。因爲老佛爺處斬了譚嗣同，龐太監似乎感覺自己可以雄起，自己的太監事業也可以傳承，於是又買了一個兒子。
不管是買媳婦兒子，還是謀奪資產，在大廈將傾之時，這些食利階層想的都是自己。至於國家危亡、社會公正、變法改革等等，食利階層並不關心。
其次是幫兇階層。
這個階層，無論在哪個時代，都能活的逍遙快活。
比如宋恩子和吳祥子，他們在大清當走狗，到了民國繼續當走狗，後來他們的兒子也承襲父業，不過他們的目的都很明確，那就是一心一意的撈錢。
他們沒有是非立場，只是鑽營投機。在大清，他們就當大清的幫兇，在民國，他們就當民國的爪牙。當權者的立場就是他們的立場，當權者的是非觀就是他們的是非觀，因爲只有這樣，他們才能藉助特權撈錢。
吳祥子有一句常看常新的臺詞：誰要是恨我們，那就是恨大清，誰要是罵我們，那就是罵大清。
宋恩子也有一句常看常新的臺詞：我們就是大清，大清就是我們。大清 ，就沒有辦錯事的時候。
他們嘴裏的大清，當然可以隨時隨地的替換，他們身在何時就替換成何時，他們身處何地就替換成何地。
二德子、劉麻子，以及他們的後代和精神後代，都是這類人，用他們自己的話就是：誰給錢就給誰賣命。雖然缺德，但是他們掙得就是缺德的錢。
不過，秦二爺是個特例，雖然他作爲新生資產階級的一員，但不願意充當爪牙。他瞧不起腐朽的大清，甚至敢於面斥有權有勢的龐太監。
他堅信實業救國，可是開辦工廠的過程中，他要不停的面對敲詐勒索，最後經營了幾十年的工廠，還被充了公。
心如死灰的秦二爺，痛心疾首地悟出了一個道理：有錢就得喫喝嫖賭、胡作非爲，可就是，千萬別做好事!
最後就是牛馬階層。
三個時代的牛馬階層都很艱難，比如農民康六，被迫把自己的女兒康順子，以10兩銀子的價格賣給劉麻子，劉麻子轉手以200兩的價格又把康順子賣給了龐太監。
還比如茶館的掌櫃王利發，他苦心經營茶館，可是特務、巡警、兵痞接二連三的敲詐勒索，王利發不得不低頭哈腰，誰也不敢得罪。
王利發有一句臺詞，特別的有意思：現在山上哪還有土匪啊，都下山進城了。王利發最大的困惑就是：我是個順民啊，怎麼總倒黴呢?
王利發想要的從來不是大富大貴，而是老實本分的一生。所以當最終親人散盡，他唯一的精神依靠——茶館，也要被人奪走時，他選擇吊死在茶館裏，這是他對時代的最後控訴。
茶館的跑堂李三，同樣勤勤懇懇，他也有一句意味深長的臺詞：改良!改良!越改越涼、冰涼冰涼，我還是留着我的小辮子，萬一把皇上改回來呢!
底層牛馬對變法改革不理解、不關心、不討論，甚至諷刺那些知識分子的胡鬧瞎折騰。
但也有特例，那就是常四爺，他對大清國憂心忡忡，他看不上假洋鬼子，也看不慣官差的爪牙二德子，他對着二德子說出了那句常看常新的臺詞：要抖威風跟洋人幹去。不過二德子也回了一句常看常新的反問：我打不了洋人，還打不了你嗎?
常四爺更看不得“鄉婦賣女”，一時口快說了句：我看這大清國是要完哪!結果被特務聽見，送進了衙門。
常四爺耿直了一輩子，可風燭殘年的他連一個棺材也沒有，黃泉路上唯一的陪伴，還是在別人出殯時撿的紙錢。他將死之時的那句臺詞，足以穿透歷史的迷霧，叩問無數人的良心：我愛咱們的國呀，誰愛我呀。
茶館的人來來去去，窮人賣兒賣女，惡霸良心喪盡，官差搶人搶錢。一邊是實業家們的報國熱情盡付風中，另一邊是酒囊飯袋借風持權。修橋補路無屍骸，殺人放火金腰帶。
話劇的結尾，幾位老爺子聚在一起給活着的自己撒紙錢，淒涼而熱鬧地喊上了一句：本家賞錢一百二十吊。這一幕，讓人唏噓萬分：生的無奈，走的也無奈。
1966年8月23日，老舍無奈的爲《茶館》做了最終的《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