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電影《墜落的審判》榮獲第76屆戛納金棕櫚最佳影片、第96屆奧斯卡最佳原創劇本等200餘項大獎及提名。影片聚焦一起大雪裏的墜樓血案，一個成功作家被指控謀殺了她的丈夫，曲折的審判引發對夫妻關係、婚姻、性別等問題的審視。
引子
“她唯一的罪就是在丈夫失敗的領域取得了成功。”片刻過後，法官友善地提醒陪審團與觀衆們，這並不是被告代理律師的結案陳詞。這句慷慨的臺詞無助於揭露電影所構造的故事的真相，亦即主角桑德拉是否殺害了自己的丈夫，但卻足夠反映電影之外的真相：女性是一種處境。
彌散至電影之外的語境中，就律師此言，一種常見的質疑是：律師所說的其實不是性別問題，而是家庭分工問題。該言論中的“家庭分工問題”能夠替換爲其他任何問題，像是階級、貧富差距、種族等。此番質疑對於女性主義而言看似是無害的，因爲它們很容易被“這也可以是一個性別議題”而推翻，但實際上卻將女性主義降格爲了多種視角中的一個。不論就具體議題是否採用女性主義視角，它都只是衆多觀察角度之一。
所謂“視角”，是一種主觀化的呈現，亦即對於世界和社會的描述立基於觀察者或作者的視角。我們彷彿帶着各自不同的視角，生活在一座巨大的羅生門下。這是由黑澤明作品《羅生門》衍生而出的隱喻，指不同個體對於同一場景給出不同但均合理的解釋。黑澤明認爲其中反映了人類本能性粉飾自身的原罪，此表述是否妥當暫且不論，但該隱喻確實能夠表徵不同主體或不同視角建構事實的現象。
作爲視角之一的女性主義具有如下兩點可能的侷限性。其一是難以對女性所處困境進行真實的展現。由於女性主義僅僅是一種視角，對於女性境況的描述與展示或許只是基於個體視角所進行的觀察，與客觀現實情況存在出入。事實上，類似質疑盛行於性別議題的討論中，輿論場上從不缺乏否認女性處於劣勢地位的聲音。
其二是難以證明對女性的關懷在特定語境下的優先性及必要性。如前所述，性別議題只是一種視角，但卻缺乏在視角之間進行取捨的判準。如果女性主義僅僅是一種看待問題的方式，那主張應當將其視作核心問題的正當性又在何處?爲什麼女性主義不只是社會發展中的某種“次要矛盾”?既然如此，能否不將女性主義看作是一種視角，而視爲一定程度的教義?同樣不能，因爲曖昧多義性是社會的現實局面，女性主義需要與不同立場與觀點相交互。若是忽略了這一情況，容易使一主張滑向獨斷與肆意，失去其生命力。
於是我們看到了橫亙在女性主義發展面前的障礙：如何在存在多元視角的社會中，主張女性視角的必要性?繳蕊曾指出，文藝和影視從業者始終擔任着捍衛女性權利的先鋒。法國導演茹斯汀·特里耶(Justine Triet)指導的電影《墜落的審判》即是對前述問題所做出的一個冷靜又深刻的回答。
一、“真相”意味着什麼?
影片關於一場墜樓案的真相。桑德拉與丈夫薩穆埃爾均具有文學理想，桑德拉大獲成功，丈夫的寫作事業卻並不順利。他們的孩子丹尼爾因車禍而患有視力有障礙。丈夫因在事發當天沉迷寫作而未按時接丹尼爾放學陷入自責，並暫停寫作，以教書爲生，同時承擔起了大部分的家務和照顧丹尼爾的責任。因爲家庭經濟困難，一家三口以及一條牧羊犬史努比搬離倫敦，共同隱居在丈夫故鄉的雪山上。丈夫突然的墜樓打破了他們與世隔絕的平靜生活，妻子桑德拉被當作唯一嫌疑人站上了被告席，外出散步的丹尼爾成爲了案件的關鍵證人。
影片圍繞着桑德拉是否有罪的庭審展開，在這剋制又凝練的151分鐘裏，特里耶導演將觀衆帶進陪審團，跟隨着法官、檢察官、律師及其團隊、心理醫生、警方，以及丹尼爾一起，運用諸如錄音、證言、血跡分析、模型等不同的媒介，分析、闡釋案件線索，逐漸地接近這場墜樓的“真相”。
那麼，什麼是真的呢?影片的底色是現實主義的，貫穿影片始終的關鍵爭議——桑德拉有沒有弒夫?卻始終處於“懸置”的狀態。恰如現實生活中，並不存在孤立的事實意義上的真相，而總是帶有不同價值判斷的觀察。直到最後一刻，疲憊的桑德拉抱着史努比墜入夢鄉，我們仍未知道丈夫的亡故，究竟是桑德拉蓄謀已久;還是失手過錯;又或是丈夫自尋短見;甚至可能只是一場意外。各種證據與線索均無法得出一個完整的鏈條，於是，雪山頂上那座桑德拉一家人隱居的小木屋裏所發生的一切，還有桑德拉生活的點滴瑣碎，都被一一拿到法庭上，被展示、被分析、被解釋。
在庭審過程中，我們聽聞了關於墜亡的不同溯因，出庭的每個人並不是事實的轉述者，而是故事的創造者。導演在接受採訪時提到“法庭是一個我們的生活被虛構的場所”。對於法學學生而言，這一理念並不陌生。用以最終支撐裁判的事實，並非經歷者直面並感知的案件事實本身，而是裁判者確信的裁判事實。所以，這一場以追尋“真相”爲出發點的探索，最終的終點其實是“確信”。
導演有意提醒觀衆二者之間的區別。像是控辯雙方就血跡軌跡提出的兩種截然不同的假說，不論何者均無法排除另一者，而只能儘可能地將己方的推理包裝得更爲合理，從而加強其在審判過程中的說服力。檢察官曾反覆地追問辯方專家，支持桑德拉弒夫的分析有沒有哪怕一點點的可能性，辯方專家幽默地回應道：“我還有可能成爲總統”。檢察官近乎荒唐地堅持另一種可能性的存在，實則說明瞭客觀的真相只能夠最大限度地接近，卻無法切實地抵達。
控辯雙方在此刻與演員產生了重疊，他們都是試圖俘獲信任，使虛構更加可信的表演者。《墜落的審判》在此意義上成爲了一部關於認知的元電影，並在與觀衆的互動過程中，同樣模糊化了所謂的真相。像是在那場最受稱讚也最爲津津樂道的爭吵戲中，我們起初始終“在場”，彷彿幽靈似的旁觀者，看着二人的爭執，感受着他們的一舉一動、一顰一笑，但當夫妻二人憤怒的情緒決堤並將演變爲肢體衝突時，鏡頭回到了肅穆的法庭上。我們只能夠聽到二人疑似在打鬥的聲音，卻不再能夠具象地看到。
然而，即便“眼見”，也不一定“爲實”。在丹尼爾的回憶裏，父親推心置腹地向他告別，告訴他自己可能有一天會離開，這段帶有自殺傾向的獨白最終成爲了裁判桑德拉無罪的關鍵證據。可是記憶中的父親，發出的卻是丹尼爾的聲音。這段獨白究竟是兒子的真實記憶?還是他在漫長的庭審中爲了應對創傷而生成的假想?抑或是爲了挽回這個可能徹底崩解的家庭而編造的謊言?恰如桑德拉在書中所寫，虛構摧毀了現實。而真相徹底成爲了某種確信，每個人不過只是在創造一種敘事。
真相因之被解構了，剩下的是不同的敘事與不同的視角。
二、“視角”的二階觀察
影片對虛構與現實的區分導向瞭解讀上的多樣性，也蘊含着否認其中女性主義元素的可能性。像是一些自詡專業且有能力引導觀衆走進電影院的學者，認爲影片並未呈現出女性主義的內容。類似的觀點只看到了影片解構真相的一側，卻忽視了影片在其中呈現出的現實主義。也就是說，導演帶領我們，通過遠離真相而觸碰到了真相。
《墜落的審判》的現實主義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前文已有述及，影片如實地呈現了現實世界的曖昧與多義，如同安德烈·巴贊曾指出，單一是思維的傾向，而非自然的本性，現實主義是“故事的發生與發展具有生命般的真實與自由”。
另一方面，它如實地呈現了一位女性在現實世界中的處境。爲儘可能清晰地闡明這一點，我們需要對“視角”進行二階觀察。在一階的觀察中，我們能夠看到立足於不同的視角，產生了不同的敘事，訴諸二階觀察，我們則能夠看到這些視角是如何導向這些敘事的。換言之，我們應當這樣發問：爲什麼會有這樣的視角?更進一步，爲什麼會相信這樣視角下的敘事?
加繆曾經把《局外人》的主題概括成一句話：在我們的社會裏，任何不在母親葬禮哭泣的人，都有可能被處以死刑。桑德拉麪臨着與默爾索類似的處境，在她所處的場域裏，她不被允許成爲一位強者。
語言作爲最普遍的媒介，時刻暗示着桑德拉所面臨的規訓。作爲一名德國人，她從未說過一句母語，而是選擇使用英語。英語在此成爲了桑德拉主體性的象徵，因此，即便與丈夫回到了說法語的故鄉，她的法語依然未有長進。然而，在家庭生活中，丈夫以孩子每天要聽着與他生活無關的語言爲理由批評她的語言。丈夫爲什麼會有這樣的表述?他們過去生活在倫敦，孩子也能夠理解英語，桑德拉作爲母親，同樣是孩子生活的一部分，但爲什麼她的語言卻成爲了“與生活無關的語言”?丈夫顯然以他的視角構建了對桑德拉的道德規訓，但爲什麼他會認爲孩子與法語是綁定的?是因爲在丈夫心中，桑德拉在家庭中處於從屬性的地位。
即便這對夫婦具有典型的“女強男弱”的格局，丈夫在潛意識裏依然將自己代入到“一家之主”的角色定位中，要求桑德拉按照自己的意願服務於兒子的需求，而這種需求甚至可能並不存在。如果角色調轉，一位家庭主婦在面對事業更爲成功的丈夫時，還會默認自己是家庭的主宰嗎?
桑德拉的弱勢地位不僅體現在家庭中，“說法語”的要求由家庭之內延伸到法庭之上，暗示着桑德拉麪臨的規訓是社會性的。對於需要辯護和博取信任的庭審而言，說法語的要求顯然不利於桑德拉，然而當情緒激動的她轉而採用英語進行表達時，庭審並未中斷。可見說法語並不是必備的要求，而是施加給桑德拉的一種處境，一種她必須是弱者的處境。
但是，桑德拉不是任何意義上的弱者，她堅韌、理性、冷靜、犀利。這些特質呈現出的是一個不符合社會預期的妻子形象，因此當她進入公共空間後，她所具備的一切特質，甚至是她寫作事業的成功、她雙性戀的身份都成爲了攻擊她和懷疑她的把柄。她的性格被詬病爲給予了丈夫過多的精神壓力;她成功的事業被質疑爲剽竊丈夫的靈感;她的雙性戀身份更是直接成爲了對她進行蕩婦羞辱的“鐵證”。
桑德拉麪對攻擊，並沒有展現出歇斯底里或是其他什麼同樣被期待着的情緒，而是平靜地辯駁了每一個質疑，以一種文明的姿態維護了自己的尊嚴。法庭上的衆人似乎期待着她的某種失控，像是我們在太多影視作品中所看到的那樣，可是桑德拉沒有一刻讓他們、讓我們得逞。她當然不是鋼鐵，她也會在警方調查時慌張;在需要向法庭解釋現實與文學區別時不耐煩;在得知兒子懷疑自己後，坐在車後座上痛哭。她始終是一個真實的人，即便是在律師那極度有利於自己的“結案陳詞”後，她也會悄聲對律師說：“薩穆埃爾不是那樣的。”
她始終作爲一個真實的、帶有複雜性的個體而存在，她的抗爭，體現在她從未有一刻選擇走向社會爲她規劃好的角色。施加給桑德拉的角色並不見得是惡意的，但卻帶有某種先天的傲慢，彷彿只有符合某種標準，女性纔是值得得到救濟的。桑德拉不需要扮演爲任何非她的存在，她可以因爲是她自己而獲得拯救。
於是，我們看到了女性主義視角的一種可能的站位——一種反思性的，對於既有視角的審視。當關注點由具體的觀點轉換到對其發生過程後，真相以某種理路或機理的形式得以呈現。我們看到羅生門式的世界中，存在基於性別而產生的角色要求，即便是在看似最爲開放的法國，女性依然面臨着根深蒂固的道德規訓。因此，各式各樣的女性主義理論並不意味着女性主義缺乏體系性，而是表徵着這是一種基礎層面的，立足於人性本身的徹底的反思。
三、在羅生門下走向共存
讓我們別忘了可愛的牧羊犬史努比。導演在訪談中說過，史努比是丈夫的鬼魂。影片第一幕，網球從樓梯上滾落，史努比隨之跑下樓梯，見證了桑德拉和前來採訪她的女學生之間曖昧的氛圍，當他跑回閣樓後，音樂大作，吵得桑德拉的採訪無法進行;它是丹尼爾的夥伴和眼睛;它是父親表達自殺傾向時所使用的比喻。它無法言說，卻總是在場。影片最後一幕，它躍上桑德拉的牀，與疲憊的她依偎入眠。
我想，在那一刻，她在思念丈夫，就像她對丹尼爾所說的那樣：我愛他。在這部模糊了真實與虛構的電影中，桑德拉的陳詞，既像是對兒子的承諾，又像是對已故丈夫的追思。在景觀式的剖析後，桑德拉與丈夫的婚姻顯得千瘡百孔，如同被白蟻蛀食的窗格。可是，桑德拉堅定地告訴孩子，她愛他。確實如她自己所說，夫婦之間是很混沌的，他們有時並肩作戰;有時單打獨鬥;有時彼此爲敵。
真實的生活就是充滿複雜與不自洽的。面對桑德拉擲地有聲地質問：“你憑什麼來討論我們倆的生活”，分析得頭頭是道的心理醫師也只能選擇緘默。是故，桑德拉最後的選擇，絕不是戀愛腦之類的言詞能夠簡單概括的，更不意味着她對男權結構念念不忘，而是一以貫之地堅持了影片現實主義的立場。桑德拉是一個真正的人，而真正的人及其面臨的生活，都是高度複雜的。
《墜落的審判》用真實的人性回應了男權結構的虛僞。被導演帶上陪審團的我們，如同當初面向默爾索一般面向着桑德拉。我們應當做出什麼樣的選擇?導演在訪談時說到，重要的是給予女性選擇的權利與空間，使其能夠作爲自我而不是任何幻想的載體參與到公共生活當中。質言之，我們既不應該將桑德拉構陷爲兇手，也不應該假借關切之名，對她施加我們不負責任的幻想。我們所能做的，是尊重她作爲一個人的主體地位，捍衛她面對世界所擁有的選擇的自由。
至此，遺留下的問題是，選擇權的邊界在何處?如果最後演變爲不同性別之間的道德規訓的對抗，那不過意味着我們自始至終都是在奴隸的哲學中輪迴。雖然桑德拉和丈夫就英語而爭吵過，但不可否認的是，英語是他們二人，一個德國人與一個法國人追求共存、理解彼此的中間地帶。我們共在於世，要找尋到自己的語言，和彼此的語言。誠然，這是極其困難的任務，但好在，現在還不是說結案陳詞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