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的經濟狀況到底怎麼樣?我們這裏不是官媒，犯不着講得太過玄虛，通篇充斥專業術語，還是講點通俗實際的。
普通人不是統計局和研究機構，看不到諸多準確數據，也難以理論建模分析。大家就從自己身邊發生的事直觀感受，現在的經濟狀態對比疫情前甚至去年，究竟如何。或許體制內工作的人羣還不覺得受到多大影響，反正財政撥款工資照發，但體制外的人羣相信一定深有感觸。就我個人的觀察，疫情三年，我身邊認識的人還沒有出現裁員倒閉現象，但是今年，兩個熟人的公司都經歷了裁員，另一個熟人所在公司都關門了。
爲什麼不少企業疫情三年都挺過來，全面放開了反而挺不住了。說白了就是撐下去的信心消失了。之前能撐住，是覺得困難是暫時的，是疫情管制造成的，只要渡過疫情一切就能好轉。但解除封控全面放開之後，經過這半年，發現恢復狀況遠不如預期，可見疫情只是造成困難的部分原因，另外尚有其他深層原因，這就影響到了企業的中長期規劃。因此只能壯士斷腕，及時止損，先保住現有利益。
而對個人而言，爲了應對未來可能面臨的失業、生病等風險，不得不未雨綢繆，減少當前消費，降低負債，增加儲蓄。所以上半年大宗消費比如房屋和私家車都大幅下滑，非必須的個人消費比如品牌衣服、手機電器都比較冷清。復甦較快的應該是旅遊業，疫情三年的封控政策給外出旅遊製造了很大的障礙，想去的地方沒去成，現在放開了，許多人有補償心態，準備彌補損失的機會。然而僅僅靠旅遊業是撐不起整個消費市場的。
現代經濟的資本支出和大宗消費都是基於信心的，如果信心沒了，經濟就會陷入通縮螺旋，持續低迷。
於是我們看到，從地方政府到一些學者，都發出了全力拼經濟，甚至是不惜一切代價拼經濟的呼聲。比如任澤平《是該全力拼經濟了》就被廣泛轉載。但問題是，經濟真的是靠拼就能拼得上去的嗎?上述問題是靠不惜一切代價就能解決的嗎?
之前每當經濟增速放緩，從中央到地方就加大投資力度，尤其是基礎設施建設，拉動GDP強行增長。但十幾年來，靠投資拉動GDP的效率越來越低。這些鉅額投資基本都靠舉債進行，創造的GDP只是一次性的，而投資的產物，遍佈全國的高鐵、地鐵、機場、開發區，大部分都是在虧損運營，持續性收益爲負。這也是地方債頻頻出現兌付困難的原因。再投資也只是創造更多虧損項目，背上更多債務。
消費也不是靠刺激就能實現。今年銀行屢次降低存款利率，希望居民把錢拿出來消費，完全是緣木求魚。誰不想享受生活，喫好穿好玩好。但錢就這麼多，需要通盤規劃，今天用光了明天怎麼辦。自己的錢應該怎麼花才最合算最科學，難道不是每個人自己最清楚嗎，不需要別人來指導。說“把錢都花光纔算愛國”的所謂經濟學家，還是閉上你的嘴。
當下真正應該做的，是應該從內部外部兩方面改善環境，切切實實地從消費終端入手，讓人敢下訂單，敢消費。
對外部自然是改善國際關係，把國外訂單重新拉回來。這方面我就不多說了，以免又不合某些人的口味，扣帽子舉報。
對內部而言，我個人以爲，撇開各種複雜的財政和貨幣政策，最簡單有效，切實可行的措施有兩個。
第一個措施是發放消費券，每人5000元，全國通用，有效期一年，過期作廢。單純發現金，可能很多人會儲蓄而不消費，達不到增加消費的效果，所以還是用消費券爲好。這麼做絕不是像胡錫進所說的“全民發錢就等於全民沒發錢”。對年收入100萬的來說，5000元不值一提，但對年收入不超過5萬的人，5000元卻是一筆不小的收入。同樣拿到5000元，對這兩類人的效用感受和改善程度是完全不一樣的。
每人5000元，全國14億人口，總計不過7萬億，相對我國2022年121萬億的GDP總量，佔比不到6%，是完全可以承擔的。說全民發錢會引發通脹的專家，地方債幾十萬億，廣義貨幣供應量(M2)超發也是幾十萬億，怎麼不見你們說會引發通脹呢?怎麼一到給普通公民發放福利的時候，你們就各種理由說不行呢。
這7萬億消費券，是完完全全可以直接產生終端消費，而不是在金融機構和大型國企空轉，能切實消化產能，加速實體經濟的運轉。
第二個措施是提高國企利潤上繳比例，補充養老金賬戶。國有企業是全民所有制企業，嚴格意義上講每個公民都是股東，其利潤自然應該爲全體公民所享受，而不是僅僅爲少數人所佔有。
根據有關研究機構測算，中國國有企業利潤上繳比例平均不超過20%，而一半左右的調出資金最終又“返還”給了國企體系，顯然有悖於國企收益惠及全民的原則。這個比例遠低於國際水平。各國的國企利潤上繳比例，美國是30-50%;法國是50%;新加坡是35%-70%，盈利較好的可達80%-90%;意大利是65%，北歐國家最高可達75%，均遠超中國。
況且中國國有企業除了利潤之外，其運營成本本身就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可以大幅壓縮轉化爲利潤。我們看到的周公子、董小姐這些人，他們的高收入，完全是把本來應當歸全體公民分享的利潤，化公爲私佔有了。上個月寧波菸草一員工炫富，再一次讓我們看到了全民的利益是怎樣被少數人侵吞。
因此，提高國企利潤上繳比例至少達到50%勢在必行。而上繳的利潤，也不應該簡單歸到財政收入，而是應該補充到養老金賬戶。國企利潤相對有保障且可持續，對養老金賬戶可起到長期穩定的作用，避免出現虧空。這纔是真正的取之於民用之於民。老百姓只有解除了養老金不足的後顧之憂，纔會放心大膽拿出錢來消費，形成經濟良性循環。
上述兩個措施簡單明瞭，不涉及什麼複雜的金融理論，關鍵還是看決心，是不是真正爲全體公民的利益着想。
回顧一下歷史，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當時中國經濟面臨的困難遠遠超過現在。文革才結束不久，百廢待興，很多生活必需品匱乏，有的地方甚至喫飯都是問題，幾千萬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回城，就業壓力極大。國際形勢也不樂觀，冷戰正在高潮，蘇聯百萬大軍陳兵北疆，中越戰事連綿。面對這樣嚴峻的局面，那時候是怎麼走過來的?
在我看來，主要就是三條。第一，撥亂反正，對以往受迫害的羣體大規模平反，凝聚民心;第二，定調時代主題是和平與發展，爲中國的發展爭取有利的國際環境;第二，明確走向市場經濟，形成社會各階層的共識。有了這三條的基礎，讓人們切實感受到改變未來的希望和信心。有了希望和信心，辦法總比困難多。縱觀歷史，但凡有幾十年的安定局面，休養生息不瞎折騰，勤勞的中國人就能創造出一個盛世。
現在，我們同樣需要這種希望和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