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按：美國政策期刊《American Affairs(美國事務)》上近期刊登了一篇很有趣的文章《China is Winning. Now What?》(中國正在獲勝。接下來呢?)。
作者Nathan Simington以中美大國競爭爲背景，對美國的中國的經濟產業政策進行了對比分析。作者認爲美國在中美競爭中居於下風，並正面臨嚴重的經濟社會危機，因爲美國企業在過去幾十年裏系統性地將核心產業能力外包海外，已經喪失了本土工業潛能。
作者認爲最根本的原因是華爾街/資本市場驅動下對股東回報的過度追求，使得企業將輕資產及勞動力外包作爲當然選擇。這種做法雖然可以最大化投資人回報，但卻背離了美國長期的安全與發展利益。究其背後的底層邏輯，則是自由主義、市場主義意識形態。此外，美國朝野內外、社會上下對此問題都缺乏共識，拿不出一體化的國家戰略和產業規劃解決當前的問題。
另一方面，受益於行之有效的且極具預見性的產業政策，中國在過去三十年取得了巨大的經濟及技術發展成就，而中國做到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將全部資源投入到製造業與硬科技，致力於通過壯大製造業基礎以及在尖端技術領域掌握核心競爭力，改變由美國主導的世界經濟秩序。作者具體舉了電動車產業的例子，並嘗試說明爲什麼中國政府倚重硬科技而非軟件/互聯網。作者認爲中國最大的短板是勞動人口教育水平有限及老齡化問題，而中國政府致力於發展自動化和人工智能產業也是爲了克服這一短板。
作者認爲美國政府(無論哪個政黨)都應充分研究、學習和效仿中國的產業政策，設法對美國“再工業化”，將核心製造業產業帶回美國。中美競爭至此，美國必須從國家的長期發展利益作出考慮。朝野上下也應當儘快形成共識。此外，針對金融資本/市場的幹擾，作者也主張加強對美國國內企業、資本、金融的監管、約束及引導。
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日本經濟崛起，美國掀起了一股學習日本的熱潮。當時，哈佛大學的傅高義教授寫作《日本第一》一書，爲美國企業和政府管理者介紹日本的成功經驗。今天的情況其實有點類似，即美國的有識之士也希望在中國找到某種發展啓示——首當其衝就是產業政策。
但美國學習中國比學習日本要難，因爲中國的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基礎與美國相去甚遠，許多美國人對中國模式抱有深深的敵意和偏見。作者是一個愛國主義者，想的是美國的長期發展。它也是用心良苦，希望通過介紹(乃至渲染)中國的系統性成功，意圖喚醒美國，推動美國走上再工業化之路。文章更多的是發現問題、提出問題，但止於提出具體的解決方案。
但在美國社會的語境裏，一篇政策期刊文章也是不可能解決問題的。它改變不了華盛頓，改變不了華爾街，改變不了政府和市場的關係，改變不了美國的政治經濟學，改變不了美國的政治制度，改變不了選舉政治的短期主義問題，更改變不了美國的底層意識形態(自由市場和自有民主)。
最後，這篇文章很能代表American Affairs知識分子們的價值觀和政策主張。他們是融合或者超越西方傳統左翼或右翼政治的。他們對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市場主義、樸素的全球化是持批評態度的(後全球主義者、後自由主義者)，認爲這些政策是落伍或錯誤的——尤其在中國出現以後。
他們主張國家應該結合自己的長期利益(包括國家安全、社會穩定、公共利益及大多數百姓的經濟福祉)制定對應的發展戰略及產業目標，在此基礎上確定必要的政治手段與政策工具(例如產業政策、政府補貼、關稅、國內稅收、金融監管、企業監管等)。他們想象的經濟發展藍圖更像中國而非美國。
那麼《American Affairs》有沒有讀者呢?有的。從拜登Build Back America的產業政策及基建投資舉措，到特朗普重塑美國製造業的提法，都可以看到相關的主張。據說JD Vance也是《American Affairs》的讀者。應該說，American Affairs代表着一種跨越兩黨的前沿想法，伴隨美國經濟社會矛盾的加重，也許會在美國獲得更多的市場，獲得政客的青睞，並在技術官僚們的努力下將抽象的主張轉化爲具體政策。
最後，可以看到，美國也在向中國學習，通過中國模式去覆盤美國自己存在的問題。所以中國也得考慮，美國哪些經驗應該借鑑，哪些經驗要提防。
像文章作者所說的，華爾街迫使美國企業爲了提升投資回報而放棄持有資產、外包勞力、最終損害的是美國國家長期的利益。這種情況，即企業爲了提升淨資產收益率而追求“輕資產化”(包括資產和人力)的狀況，在中國實際上也是存在的，只不過程度遠不及美國，幾個方面的原因，第一，在中國，資本的力量還沒有那麼強大;第二，中國產業基礎強，企業暫時還不存在尋求外包海外的系統性情況;第三，中國有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可以“輕資產化”，但國有企業有政治使命，有國家戰略任務，有功能性作用。國有企業仍然要持有資產、僱用勞動力，維持住核心資產和產業能力。
下面，讓我們進入到作者的正文。文章結閤中文語言習慣和表達環境做了適當的調整。
China is Winning. Now What?(中國正在獲勝。接下來呢?)
文/Nathan Simington
載《American Affairs》(美國事務),Volume VIII, Number 3 Fall 2024): 3–23.
如果我們輸掉了一場貿易戰，需要多久時間才能發現?我們金融系統的活力和靈活性掩蓋了一個事實，即我們正在經歷中國貿易戰勝利的後果。在這場戰爭中，中國不僅成功地使發達國家面臨貿易競爭，還導致了發達經濟體和許多中等收入國家的去工業化。然而，這不能簡單理解爲某個敵對外國勢力的某些惡意行爲：中國是從我們自身的無謂錯誤和經濟扭曲中獲利的。我們能力的喪失以及外國出口市場的流失表明，簡單的自由市場、自由貿易觀點不足以應對中國領導層對國際體系構成的挑戰。
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崛起爲製造業大國之前，發達國家的製造業就處於危機之中。我們都希望有白領工作，華爾街不鼓勵企業持有可能會帶來麻煩的資產，因爲這些資產會積累越來越多的監管責任，或者持有成本過高，最終降低投資者的回報。一方面是數代人經歷的嚴苛工業工作條件，一方面是對輕資產公司結構的全新關注，都爲離岸生產創造了強大的激勵。我們現在會條件反射地選擇離岸生產，不斷重複着關於勞動力成本和監管靈活性的說辭——哪怕離岸外包會損害我們國家的經濟利益。
相比之下，中國實現了不可能的成就：它按照自己國內和國際政治的目標重塑了世界。G7國家與其他共產主義國家的經驗都沒有指導意義，因爲中國現在是世界製造業和出口的中心。同時，老的華沙條約國除了原材料之外就從沒生產出任何好的東西。在二十年前撰寫文章的分析人士都沒有預料到中國能夠獨立成爲一個製造大國，也沒有預料到中國能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將數億生活在貧困狀況中的國民快速地城市化。
某種意義上，中國通過遲來的發展，讓自己達到中上等收入國家的水平，是一場人道主義的勝利，證明瞭昔日全球主義者的正確。但另一方面，對世界其他國家來說是一場巨大的衝擊。G7國家的製造業能力被削弱;技術工人和支柱產業被削弱。G20國家變成了農場和礦區，傷害了它們自己的產業化前景，鞏固了它們經濟殖民地的地位。
世界上的每個國家，甚至美國，都看到了對中國供應鏈的無比依賴。通常而言，我們是具備生產相關產品的能力的，但沒有任何潛在的本土製造商能夠真的獲得融資並開展生產;相反，我們必須做出一個很難受的選擇，要麼進一步削弱我們的能力，要麼以高出中國供應商數倍的價格，浪費性地補貼本土製造者。
G7國家的分析師們經常用勞動力成本解釋這一點。勞動力成本當然是一個因素：中國製造業的工資通常在每小時2~4美元之間。但其他中等收入國家的平均工資處在相同的範圍，而這些國家又明顯缺乏中國在供應鏈和產品類別上享有的優勢;在國際體系中，他們是“接受者”而非“製造者”。這些國家拿不出持續30年的高增長率(無論國家的基數有多差)，同樣也無法享受中國在原材料加工、供應鏈、港口和物流以及先進製造技術方面的優勢。更重要的是，沒有其他中等經濟體有如此不平衡的貿易結構，也沒有如此明確的產業計劃，實質上能夠導致競爭對手的去工業化。簡言之，用廉價勞動力去解釋中國製造業的突出地位以及中國增長的驅動因素是一種嚴重誤導。它也假設國際貿易中存在一種能夠通過金融調節的穩定狀態，而這種穩定狀態本質上是虛幻的。
上世紀90年代，全球主義者們認爲，開放中國消費市場將爲G7製造商帶來豐厚的回報。在某些方面確實如此，例如，無線移動公司連續幾年獲得豐厚的利潤，許多G7國家進口商在保留知識產權和分銷權的同時，獲得了廉價且專業的製造服務。但總的來說，儘管中國的消費市場規模太大，大得讓G7國家的企業無法忽視，但總體來說，貿易平衡是偏向於有利中國的，G7國家則通過債務和技術轉讓來爲製造業的消費儲蓄買單。
這種局面的最終出現，是因爲中國經濟實際上是西方金融體系的一個黑暗的鏡像。因此，我們必須在兩者之間做出選擇，要麼是繼續維持這一腐蝕性的體系，要麼進行必要的政策調整以實現我們自身的社會目標。而我們必須儘快做出選擇，因爲危機在加速發展，留給我們的時間不多了。
中國製造
過去，“中國製造”指的是廉價、多餘的次品。如今，從2美元的揹包，到高端汽車、超現代的微芯片、世界上半數的船隻，都在中國製造。中國自詡爲“世界工廠”。中國外交官Victor Gao最近對英國記者Andrew Marr說，中國是世界的主要製造國，英國並不是一個足以構成威脅的重要對手。考慮到中國龐大的貿易規模，以及中國給所有發達經濟體造成的巨大貿易逆差，這可不是一句空話。中國製造的產品對於世界上最先進的供應鏈至關重要。在某些重要產品類別裏，中國企業已經成爲關鍵材料的唯一供應商。
這種情況是最近纔出現的。鄧小平著名的“南巡”打開了外國投資中國製造業的閘門，那是在克林頓(Bill Clinton)入住白宮的前一年。在之後30年的大多時候，中國更多地是基礎產品的來源，但不是先進產品的來源。G7國家似乎認爲，中國要麼西方民主化，要麼就停止在增長和先進水平的階梯上攀登。因此，中國生產是值得慶祝的。通過降低消費品的成本，它會推動西方的生活方式。它將刺激中國對西方商品的需求，增加中國與西方的接觸。同時，中國人將爬出貧困狀態，在路上順便學到自由民主的政治理念。
站在1992年，這些觀點不無道理，甚至在2012年也不無道理，但站在2024年，人們必須看到這些觀點已經完全過時。中國在沒有自由化的情況下實現了現代化。中國是西方企業的大市場，但對於中國企業來說，這個市場遠小於西方市場。西方國家發現自己在削減技能，逐漸失去了基本的工業能力。此外，中國構成了一種長期的安全威脅，因爲其向西方銷售的一些產品被廣泛認爲暗藏間諜軟件和緊急停止開關。
當前的趨勢是災難性的。中國正準備主導電動汽車和電信領域的革命;中國的製造能力超過了G7國家;中國具備提高其軍事能力的經濟深度，而美國的國防工業基礎正在衰落。如果這些趨勢持續下去，那麼結果是不可避免的：資本將從其他發達國家逃往中國。對於美國來說，這是安全秩序的軍事風險，是國際經濟體系的金融和貿易風險，也是發達國家數億工人的生存風險：他們將發現自己從事的零工和服務業工作不足以維持第一世界的生活方式。站在2024年，我們必須直面艱難的問題：我們是如何走到今天的?中國打算做什麼?我們做什麼樣的事情才能收復失地並超越他們?
嚴肅的回應
第一，診斷。在金融和會計方面，美國從20世紀60年代到90年代已經學到了太多教訓。當時各種有遠見的公司——從Teledyne到伯克希爾·哈撒韋
(Berkshire Hathaway)，都認爲能否有效利用公司資本是優秀經理人與平庸經理人的區別。不可否認的是，當時的資本配置往往很差，從那以後，企業領導人通過增加股東回報獲得了聲譽，也獲得了財富。然而，一味追求最大化資本效率最終卻產生了奇怪的激勵機制。華爾街心目中的理想公司是不持有資產但利潤可以無限擴張的公司。造船、鍊鋼等資本密集型的美國大型製造企業，被鼓勵將製造業務外包到海外，最終也被迫這麼做。他們之所以這麼做，並不是爲了節省勞動力成本或提高產量，而只是因爲把製造業外包給國外第三方可以讓公司的資產負債表看上去更出色。如果做不到外包海外的話，他們就會完全放棄產品類別，同時意味着美國完全失去了這些產業和能力。回顧華爾街過去三十年的趨勢，很難不得出這樣一個奇怪的結論，即在華爾街眼中，對資本的最有效利用是將其投入到金融資產或軟件公司。
三十多年來，中國押注的是另一方。中國顯然認爲持有硬資產和製造能力是一件好事，不僅僅因爲它們能帶來即時的經濟回報，還因爲它們能夠帶來許多有價值的無形資產和協同效應：高技能的產業勞動力，更快的製造週期，以及對供應鏈的把控。三十年過去了，現在人們還能說中國押錯了注嗎?
第二，治療方法。美國及其他G7國家盟友不能再依賴單一的一個“友敵”(frenemy)。任何合理的應對方案都必須幫助重振美國工業，減少貿易不平衡，讓重要的製造業重返美國本土，並在可預見的未來保護美國的經濟和戰略安全。幸運的是，美國不必從頭學這些。我們已經可以複製一些戰略，不僅可以從我們最成功的競爭對手的產業政策中複製，還可以從美國過去的經驗中複製。
事實上，過去50多年來，中國一直明確地將工業化看作安全問題。在1985年之前，中國的外商投資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從沒有超過0.54%;在1990年之前從未超過0.88%。直到1992年，當中國開始有意歡迎外商投資時，這個數字才猛增，在1994年達到了5.99%。而且，在這個時候，外商投資幾乎完全集中在珠江三角洲的出口加工部門，而絕大部分其他行業和活動則受到嚴格的保護。這使得中國既能發展世界領先的出口產業，又能將產品本土化，還能避免對就業崗位和社會安排的衝擊，保護了中國高度社會主義化的經濟。一言蔽之，中國的工業化絕不僅僅是銀行貸款賬簿上的一些利潤產物。這是一個維持結構性封閉和保護主義的經濟體所做的有意識、有針對性的選擇。它有意避開了休克療法。在成本和利潤問題上，我們應該像中國領導層一樣考慮。
第三，中國的計劃。儘管人們一直抱有愚蠢的刻板印象，認爲中國很神祕，共產黨很神祕。但實際上中國的媒體很活躍，有很多樣的聲音，中國共產黨也經常以公開的方式對政策進行醞釀研究。西方人對此可能會覺得有些奇怪，但中國一貫地、公開地、反覆地把全部籌碼都押在通過技術和生產優勢實現國際秩序的革命之上。這些言論都是中國黨和政府高層領導人在重要的黨政活動及內部政策文件中(未翻譯成英文)作出的，所以不需要去捕風捉影：你的所見即所得。由於中國肯定打算實施這些計劃，所以無論我們如何看待這些計劃，它們都是當今大國競爭的關鍵。我們不必認爲它們一定是最優的，但可以承認它們確實驅動了中國政府的行動和選擇。
產業政策
如果把重點放在手段而不是目標上的化，“產業政策”是一個令許多人擔憂的詞。但如果我們說，中國通過努力將自己打造爲一個製造業強國，確實取得了一些經濟成果和政治目標，那麼應該承認：中國有非常有效的產業政策。如果我們看看中國的目標，就能理解中國選擇的手段。
有效的產業政策往往從土地改革開始;並不是那種布爾什維克式的改革，即將私人莊園合併爲巨大且效率很低的集體農場，而是那種原始資本主義的改革方式，通過將多餘的土地或舊的地主種植園改造成密集耕作的家庭農場，比如由小農戶經營的農場。這實際上相當於新成立了數百萬個小企業。這種方式能夠培育一個爲本國工業提供需求的消費市場。實際上，中國在20世紀70年代最終也得出了這一結論：當時已經很清楚，集體農場無法滿足城市對糧食的需求。中國國內產業受到貿易壁壘的保護，但同時也受到出口管制。這時，企業也被迫不斷改進、提升技術、製造或購買資本產品。如果它們不這樣做，政府將拒絕向其提供外匯、出口補貼或經營貸款，因爲這些資源將優先提供給在出口市場上取得成功的國內企業。
就美國而言，十九世紀，美國也進行了一種粗放的土地改革，當時，國會將西部的土地開放給數百萬小農。在1850年至1930年的關鍵幾十年裏，不僅是美國，英國和法國的城市勞動力都依靠美國的穀物生存。這些盈餘帶來的收入表明:美國中西部能夠支撐一個消費經濟，而不僅僅是勉強維持生計。由此，生產與資本之間形成了良性循環的動態關係，並推動了“美國世紀”的發展。
因此，令人震驚的是，如今的美國正在部分地退回到所謂的後現代自給自足經濟。誠然，確實很少有人還在用砍刀切甘蔗，但事實是，數以百萬計的美國工人陷入了零工經濟和零售業工作，這些工作與更復雜的生產力形式都毫不相干。上世紀90年代，新自由主義者們曾向我們保證：高價值的服務業工作將會取代那些存在於夕陽製造行業的大規模就業。(爲了理解這種觀念在里根時代之後有多普遍，建議看看電影《風起雲湧》(Primary Colors)中比爾·克林頓的角色，在1991年的時候建議朴茨茅斯海軍造船廠的工人學習編程，因爲“體力勞動將流向那些勞動力最便宜的地方——但肯定不會在這裏(美國)”)現在很明顯，這個承諾是永遠無法實現的;相反，我們似乎把所有人都推向了服務業——這並不是因爲服務業總比製造業要更好，而是因爲我們沒有其他選擇可以提供。
在發展中國家，“中等收入陷阱”的一個變種是，勞動者從事低技能工作是一種合理選擇——儘管從國家人力資本的角度看這不是一種最優的選擇。這也是我們實行義務教育的原因：讓5歲的孩子呆在幼兒園裏而不是擦鞋或叫賣報紙，能夠讓我們的國家變得更好。大多數試圖實現工業發展的國家最終退回到某種形式的低技能服務經濟。在最初的四十年裏，中國未能理解這一點，依靠農民的勞動力艱難地實現了低水平的自給自足。現在我們必須問，在一個資本投資於生產設備不受投資者待見的環境裏，對美國工人和美國製造業而言意味着什麼。
往日的大型製造業企業現在基本變成了合同採購者，儘可能地削減資產。美國勞動力已經分化爲兩類(a)企業裏的設計人員和財務人員;(b)零售業中的零工;生產工人只是被勉強容忍，認爲是某種必要的負擔。在某些情況下，甚至連企業的核心資產也不再由運營公司持有，而是由投資者/股東持有。爲了獲得資本，你必須讓華爾街分析師相信，在考慮到多元化、流動性、風險和時間週期的情況下，投資於你能夠帶來更好的回報。這裏我們再次看到，華爾街迫使公司儘可能地縮小資產負債表，結果導致持有和僱傭自己的製造資源的企業走向資本枯竭。
如果我們只在本土語境下討論這個問題，那麼“輕資產”可能是一種不錯的企業經營方式。
然而，任何一個理論的有效性都取決於其證據：中國的體系在採用不同標準衡量優秀企業的同時取得了成功。最終的建議也很簡單，就是嘗試從中國的投資和會計中學習，通過客觀分析瞭解中國經濟的運作方式。這意味着我們可能需要摒棄一些先前接受的關於經濟應當如何運作的觀念。
最近關於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下的預算約束的比較研究表明，資本主義下的硬預算約束確保只有能夠立即獲利的項目才能得到資金，而社會主義下的軟預算約束則會資助各種項目，包括高質量項目、低質量項目和長期項目。社會主義中央計劃的失敗是衆所周知的。然而，這種失敗並不能證明：把軟預算約束置於資本主義框架下就一定不能帶來總體好處——儘管不少人認爲對於許多軟預算約束(特別是聯邦政府的軟預算約束)都要立即進行復盤考慮。我對發展經濟學文獻的研究表明，在有效金融/財務監管和出口管制下的軟預算限制，正是產業政策旨在實現的目標(尤其是漢密爾頓或李斯特模型)。如果能夠防止資本湧入房地產和交易資產，轉而轉向工業產能，則長期的產業目標是可能實現的。如果這聽起來令人懷疑，那你可以看看過去三十年中國的產業發展史。
失敗的模樣
底特律固特異(Goodyear)產量牌子上的壞消息，它不斷顯示着1982年汽車生產的災難性數據。而這個消息的糟糕程度可能比看上去更嚴重，因爲這不僅意味着日本製造的汽車更好，工廠更新，工人與管理者之間的關係更融洽，還意味着日本社會更加和諧，擁有更強的基礎教育信念和紀律，以及個人自由受到更多的限制，使得日本爲即將到來的世紀做了更充分的準備。這纔是真正的危機，是籠罩在美國上空更加嚴峻的陰霾。
——大衛·哈伯斯坦(David Halberstam)《清算(The Reckoning)》
今天，許多到中國旅遊的人都會感嘆“現代”和“高科技”的感覺。當然我們得假設他們沒有到雲南或貴州貧窮的傳統村莊，2004年、1984年或1964年的美國人不會對中國任何地方形成這樣的印象。但一點小玩意兒和手機app是一回事，即便一個落後的國家也會有幾座摩天大樓。要評估“高科技”在中國的真正含義，最好看看汽車。
2024年北京車展以前所未有的電池能力、令人震驚的低價位和驚人的精密電子設備引起了人們的關注。美國人在讀關於這個車展的報道時，可能會好奇吉利是什麼時候變得如此優秀的，或者做手機的小米是如何變成一家汽車企業的。他們可能還會感到不安的是，一個高級汽車企業組成的平行世界已經悄然出現，而美國媒體對此卻幾乎沒有評論。也許我們不會很快地看到比亞迪或小鵬在美國的經銷商，但如果中國汽車繼續變得更優質、更便宜，我們將看到世界出口市場在我們眼前溜走：不僅僅是通用或福特，還有標緻、大衆和豐田。世界汽車產業的年收入約3萬億美元，是迄今爲止最大的消費品類別，中國企業從無名之輩一躍成爲競爭者。
這裏面有一部分是運氣。中國從未生產過一流的國產汽車內燃機(ICE)。自制內燃機長期以來都被視爲汽車行業的試金石，因爲汽車傳動系統是製造汽車中最困難的部分。如果沒有自己的內燃機設計，所謂的汽車企業不過就是一個組裝車間。內燃機是集機械加工、精密零部件供應鏈和電子控制技術之大成的結晶。掌握這一技術不僅能夠確立一家汽車企業的獨立性，也能確立其母國作爲國際汽車出口國的地位。
然而，隨着電動汽車(EV)行業的大規模興起，中國未能掌握內燃機技術已經變得近乎無關緊要：電動汽車不需要變速器或燃燒動力系統，但它們需要複雜程度驚人的電池和電力系統。而在電池領域，中國是無可爭議的霸主。因此，向電動汽車轉型，使得中國企業能夠一舉跳過發展具有國際競爭力汽車產業面臨的最主要制約因素。這或許是自2014年以來，中國湧現出不少於五家電動汽車製造集團(合衆、蔚來、零跑、小鵬和小米)的一個重要原因。
儘管如此，機會屬於有準備的人。如今的中國汽車電池行業起源極爲“卑微”：爲外國消費電子產品(例如攝像機和掌上電腦)生產售後電池。但中國做出了一個決定性的選擇，將資源投入到電池行業，這些投入是遠遠超出當時規模較小、技術尚不成熟的出口加工業所需要的水平的。從上世紀90年代起，一些城市開始強制使用電動公交車，而在過去15年裏，中國企業和政府一直專注於控制鋰離子電池所需的鋰加工。事實上，他們遠遠超越了自有市場的預期，甚至通過收購其他陷入困境的礦產企業，創造了一個澳大利亞鋰礦開採行業。很自然的，這些研究和加工的最終都回流到中國國內。
簡言之，過去三十年，中國一直尋求從電動汽車轉型中獲得最大的好處。按單位銷量計算，中國已經連續十六年成爲全國最大的汽車市場，因此其國內市場有足夠的深度，能夠以完全自給自足的方式單方面地轉向新技術。此外，中國已經調整國內基礎設施，以便電動汽車轉型得到充分支持。目前在運營的電動汽車充電站約有180萬至270萬個(而美國只有16.2萬個)。
相比之下，美國汽車產業雖然受益於對本土市場的牢牢把握，但卻面臨出口下滑的困境。美國在專注生產不受燃油經濟標準限制的車輛方面實際上形成了一個巨大的非關稅壁壘，製造商附屬的經銷商體系也是如此。2024年5月14日美國宣佈對中國汽車徵收100%的關稅是一種明確的貿易保護。但無論中國車企最終能否打入美國市場(通過在墨西哥組裝)，但中國在其他地區的出口增加幾乎是不可避免的。
如今，通用汽車在北美的年產量與1982年持平，低於50年前的峯值產量，約爲豐田2023財年產量的60%。然而，產量數據基本主要反映美國國內市場的情況，因爲通用北美僅出口了約6萬輛車。全球範圍內，通用汽車的銷量約爲豐田銷量的60%，其所有子公司的國際銷量約爲150萬輛。相比之下，中國在2020年出口汽車約100萬輛，2023年出口約500萬輛。北美汽車出口業績的下滑其實可以從通用汽車在中國銷量的暴跌看出：其盈利能力和市場份額分別較2014年的峯值水平下降了約80%和40%。結合數量和質量的證據來看，美國汽車企業在短期內主導出口市場的可能性不大。如果這一情況屬實，我們可以說美國是一個保護性的市場，其本土品牌在全球經濟中日益缺乏競爭力。這種狀況更像馬來西亞的寶騰(Proton)，而不是昔日的美國汽車巨頭。
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不能含糊其詞：這是一場即將到來的災難。美國汽車業僱傭了大約300萬名工人，約佔整個私營部門勞動力的5%。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汽車業裁員摧毀了無數價值——大城市人口流失，房地產和產業資本的貶值，大量熟練工人流離失所，美國也因此損失了數十年的潛在生產力。同時，人們不能忽視產業衰退與家庭破裂及暴力犯罪激增之間的聯繫。回頭看，1970年代的美國汽車產業確實需要改革。但它的硬着陸導致幾代人陷入萎靡和被救助狀態，經歷了價值毀滅，因此絕不可能是一個最好的結果。
雖然在考慮歷史類比時要特別謹慎小心，但我們很難不這麼認爲：1973年石油危機之前，底特律對大尺寸、利潤豐厚的汽車的偏愛，以及對現代化設計改良的排斥態度，與我們當代面臨的情況頗有相似之處。然而，中國電動汽車企業的規模及享受的政府支持是遠遠超過五十年前任何一家日本車企的想象的。簡言之，中國的技術優勢絕不只是手機app，或者新城市的美麗航拍照片，而是中國將成爲世界汽車行業的主導者，並在過程中摧毀美國一個主要的產業。認爲這是一種“創造性破壞”，或是“看不見的手”主導的資源自由分配的結果都極爲可笑：很顯然，是“有型的手”使這一切得以發生。
全力押注科技
在中國高科技出口產業中，無論從規模上看還是從複雜性上看，汽車產業都不能算作特例。中國不僅是美國的最大貿易夥伴，也是世界大多數國家的最大貿易夥伴。大多人認爲，中國作爲出口大國的突出地位主要歸因於低工資、較差的環境和安全標準，以及貨幣操縱。人們當然可以合理地質疑，光憑這些因素，能不能支撐其在尖端汽車技術領域的領先地位?但無論如何，汽車只是大圖景裏的一小部分。
《金融時報》最近報道稱，儘管中國人口是美國的4倍，但中國在2023年安裝的工業機器人數量約爲美國的7倍。這與其他主要工業國家的使用率相去甚遠;事實上，僅中國就安裝了全球一半以上的新型工業機器人。通常而言，如果自動化的邊際成本低於勞動力成本的時候，自動化就會取代勞動力。然而，中國對機器人的投資遠遠超出了中國工資水平所能預測的水平。與全球其他地方的自動化投資相比，中國處於一種大趨勢下最極端的一側，這種趨勢在韓國、日本等地也很明顯。人們還應注意到，如果中國能夠因機器人研究與製造之間的協同效應而獲得比其他國家更高的投資回報，則安裝新機器人的成本門檻也會低於其他地方。
這一切似乎都很難用美國的投資理論來解釋。實際上，美國本土的機器人投資僅爲美國工資水平預測值的70%左右。這表明，在美國，用自動化取代人力工資的做法是相當謹慎的。這有可能是出於形象、“視覺”上的考慮，也有可能歸因於前述提到的對資本投資的偏見。但是，中國對這些問題就完全沒有敏感性嗎?是否有其他因素在推動這一趨勢呢?就像中國在電池領域的戰略投資一樣?
自由經濟學和自由貿易都無法解釋中國在機器人領域的投資，但產業政策可以提供一個視角。今年3月，李強總理在全國人大會議上發表了年度《政府工作報告》，這是一份關於政府工作重點和方向的陳述。這份報告令人驚訝，因爲它不僅像所人們預料的那樣，把擴大內需列爲工作重點，而且還包括：(a)推動產業體系的現代化建設，發展新質生產力;(b)科教興國，爲高質量發展提供基礎支撐，發展培養能夠推動人類進入新的技術前沿的科研機構。這份報告讓“西方觀察家們難以置信”，他們還認爲中國處在數年疫情政策導致的需求低迷以及嚴重的房地產泡沫影響之下。然而，歷史經驗表明，如果你要押注中國產業政策失敗，那麼結果並不樂觀。
2016年，中國共產黨一份高層規劃文件宣佈，要讓中國成爲“世界領先的科學強國”。通常而言，對於一箇中等教育完成率低於50%、農村學生缺少眼鏡，受寄生蟲困擾的中等收入國家來說，這通常不會是一個優先事項，實際上也不可能做到。Tanner Greer和Nancy Yu指出，當代中國知識分子被清朝未能實現現代化的失敗所困擾，這導致了廣泛的內亂和“百年恥辱”。此外，他們還引用了中國一位知識分子政治家在1991年的宣言：“如果要超越美國人，必須做一件事：在科學技術上超越他們”。類似的觀點也出現在很多政府官方教材中。對於美國人來說，這樣的語言聽上去可能有些偏執和自大，因爲自1812年戰爭以來，美國一直享受本土安全;美國也在七十多年的“美利堅治世”(Pax Americana)中變得自滿。但中國人從來沒有這種安全感，如果對他們想法的嚴肅性有任何懷疑的話，都應該以中國領導人們重要、公開且毫不含糊的言論爲準。即便在那些並不好戰的中國知識分子心中，中國的發展規劃也被視爲中美製度競爭的決定性因素。
值得一提的是，從美國人的視角看，中國產業政策鼓勵的幾乎所有科技都屬於物理技術，而非軟件。確實，西方媒體無法理解中國2020~2022年對軟件類公司的“打壓”，因爲西方已經習慣與將技術等同於軟件。當美國人談論“科技巨頭”(Big Tech)時，我們指的不是通用電氣或雷神公司。但當中國領導人談論先進技術時——例如人工智能、材料科學、遺傳學、神經科學、量子計算、綠色能源和航天科技，他們指的也是物理技術。例如，連中國的人工智能都加側重於工業應用，是計算機科學之外的一個獨立學科。中國以不能更加明確的方式告訴我們，它所指的成爲技術領域的霸主，意味着在超越常規的物理科學和製造業技術方面取得主導地位：這也是硬資產中最硬核的部分。
在不削弱這一宏大抱負的前提之下，我們還必須考慮這一使命宣言將如何解決中國國內的政治關切。即使中國決策者真的把未來押在了利用技術在新世界秩序中取得領導地位上，他們仍需維持公衆的支持。在中國的科技現代化的話語中，一個耐人尋味的沉默概念是人力資本。
許多人很關注中國的人口問題。從2022年開始，中國的人口開始減少，許多評論家預測，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時期很快就會結束，中國也將“先老後富”(這個頗爲流行的說法至少可以追溯到2008年)。一個尚不富裕且人口老齡化的國，退休人員在勞動者中所佔的比例將高於高增長時期的水平。對於一個製造業經濟來說，這是個壞消息，因爲在製造業經濟中，從事“體力工作”的人最終都會退休。但至少在明面上，人們對中國的教育水平及其對實現中國的全面發展(或推動中國確立技術領導地位)的關注卻較少。
兩個中國
展示一張顯示各地人均GDP的中國地圖會讓大多數的美國人感到震驚。北京的人均GDP超過28.000美元(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爲47.000美元);上海接近27.000美元(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爲44.000美元)。但在中國的33個行政區中，有10個行政區低於10.000美元，其中甘肅最末，低於7.000美元。中國的貧富差距比美國更加明顯，有約3.88億的中國人生活在類似於紐約州與密西西比州之間的落後地區。
此外，中國貧困省份的居民缺乏美國人認爲理所當然的一個基本機會，即在全國範圍內隨意居住。中國保留了戶口制度，在法律形式上限制個人在原籍省份以外長期居住，也限制了他們在外省擁有財產、上學或享受其他公共服務的能力。美國人驚歎於中國城市工人在春節期間進行的返鄉大遷徙。這不僅僅是一項傳統——對許多城市打工人來說，這可能是他們一年中見到父母和孩子的唯一一次機會，因爲他們的親屬可能無法合法地在打工人工作的地區長期居住。因此，在中國是無法實現“大遷徙”的。
因爲，中國的流動勞動力一方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免受社會衝擊的影響(比如被迫居住在新興城市的貧民窟，或與祖籍村落的脫鉤)，但另一方面也會看到發展機會受限。人們可能會將這個制度與美國行比較和對比：但請注意，本文不是要去論證中國的制度是否更差或存在不公平，但不可避免的是，中國的農村生活和教育在發展程度方面落後於城市。政策是一部分的原因，但還有一部分原因在於，就在過去一兩代人的記憶裏，中國是一個更加貧困的國家，畢竟只有不到一半的中國勞動力完成了中等教育。
通常情況下，教育程度有限的國家發展前景黯淡，因爲它們很難在價值鏈上爬升，往往停留在低水平的製造業——例如血汗工廠或加工廠。這種水平的產業，雖然生產力高於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但幾乎沒有機會發展技能和技術基礎以升級到一個完全發達的經濟體。
許多中國觀察人士正是這麼預期的，認爲1990年代新開放的中國大陸會停滯在這個水平，或者說至少停滯一段時間，直到它能達到與以色列、韓國、新加坡、愛爾蘭、臺灣等已經全面發展的經濟體相當的教育水平。沒有人能夠確信中國會走出一條完全不同的道路，誠然，它只是在若干地區實現了目標。但考慮到政府的力量、根深蒂固的戶口體制和流動勞工制度，中國承受區域不平衡的能力要強於同等收入水平的其他國家，但人們還使得考慮這一體系的長期穩定性。
當然了，中國可以繼續對未實現現代化的內陸省份進行投資，但要改變勞動力狀況還需要很長時間。即使中國能夠在今年立即實現18歲年齡組100%的中學畢業率，並確保之後每一屆都能達到同樣的水平，把勞動力的未完成率從40%減少到30%(仍然不夠理想的)也仍然需要一代人的時間。對於中國政府來說，這個時間表仍然達不到提升人口教育水平所需的節奏。
回到中國的產業。我們應該注意到，中國許多領域的生產能力與世界任何其他競爭對手至少同等先進。這不是一個典型的中等收入國家，因爲一個典型中等收入國家內部的資本化、教育水平和生產複雜程度差異很小。相反，中國是一個高度差異化的國家，它有比安哥拉還要貧窮的地區，也有與波蘭或葡萄牙相當的地區，還有能經常性生產大量科學研究和連續六年獲取數學奧林匹克金牌的地方。更不用說的是“X因素”，例如海外華僑，能夠貢獻專業知識和數十億美元私人資本;天文數字般的貿易順差，以及對海外資源生產的深度參與。
綜上，只要對中國人口結構和區域差異有所瞭解，就能明白爲什麼中國政府一邊大力呼籲發展技術與製造業，一方面又讓諸軟件公司的市值減少了一萬億美元，同時這些行動又不影響中國在電信、芯片設計或出口製造方面的持續發展。中國政府認爲，保持製造業和出口的領先地位纔是關乎其生存的根本利益，在此基礎上，中國政府進一步認爲，目前中國大多數勞動力的生產力水平尚無法達到實現這些目標所需的水平，因此，它決定將智力資源和投資資本從軟件和金融領域轉移到它認爲能夠人爲提高普通中國工人生產力的應用領域——如果沒有這種幹預的話，則許多普通中國工人的最佳選擇實際上是停留在低附加值的血汗工廠和裝配車間。這是一種形式最爲高級(同時風險也最高)的產業政策。它揭示了中國領導層對自由貿易意識形態和“正和博弈”國際貿易的態度。如果將經濟交由這樣一套體系，將無法爲中國政府在國內實現經濟發展成果。而作爲中國社會的管理者，國內經濟發展成果又是中國政府維繫公信力和可持續能力的根本因素。
兩個美國
美國是時候承認自己有“中國問題”了。即便不認可或不相信對方的意識形態，也不應妨礙你看到這些價值能夠真正地激勵他們，以及他們確實會照此行動。然而，美國領導人沒有做到這一點。
關於“不公平貿易競爭”的抱怨和貿易本身一樣古老。當前，美國和歐洲加徵汽車關稅又在掀起新一輪的抱怨。西方國家以中國產業補貼爲由加徵關稅，而中國則稱西方的關稅和出口管制不公平。與其在什麼跨國仲裁庭上討價還價，不妨各自問問對方的願望是什麼。
中國的利益是顯而易見的。如果中國能夠成爲國際汽車貿易的主導者，當然會希望中國企業贏得巨大的市場，在國際貿易中成爲不可或缺的力量，並讓數億輛裝載着各種傳感器、無線電和固件的車輛行駛在全球每一條道路上。單是信息和情報方面的收益就無法估量，對於那些中國時常稱之爲地緣政治對手的國家而言，如果能夠控制他們的市場，中國就能削弱這些國家，使其因經濟動盪而陷入內部紛爭，同時爲中國擬定爲國家優先發展技術領域的產業學習持續提供資金。
美國的利益也是顯見的。短期來看，就是貿易保護主義，雖然狹隘，但在政治上總是受到歡迎。人們肯定希望這不會蛻變爲服務缺乏競爭力的本土產業的賄賂性保護主義(但從長期來看，保護主義永遠是輸家)，而是作爲應對美國社會危機的一種產業政策。
只要談到中國的產業學習和產業政策時，我們就不能不承認北京政策對美國的“去技能化”及其他鏡像效應。我們必須捫心自問：製造業就業下降的背後，是不是美國國家利益所需的本土技能和產業能力的流失?如果這些本土技能無法輕易放在資產負債表上，那我們應該問自己，我們在多大程度上有意將這些工作外包出去?或者我們只是將外包歸因於市場配置的結果?換言之，我們必須問自己，美國是否存在某種隱性的甚至可能是無意的“去工業化政策”，而對於國家的前景而言，在多大程度上這是一種錯誤的選擇。
在這一點上，我們必須記住，美國是全球第二大出口國，同時要注意:美國的出口是一個奇特組合，涵蓋了大宗原材料、尖端高科技產品和服務。可以這樣總結：以前從來沒有被認爲可以進行貿易的經濟部門已經成爲我們的貿易行業，美國設計超高端高科技設備的能力也依然強大。與此同時，我們的進口和出口狀況都不能稱之爲健康，因爲我們存在許多不理想的進口依賴。
因此，下屆政府(無論哪個黨派)面臨的關鍵挑戰，是決定爲了實現國家利益的目標，我們要在多大程度上將生產迴歸本土。如果把美國比作一家企業的話，我們會說，它在供應商關係上過度集中於單一一家供應商，這種情況十分危險，必須找到多樣化的方法，避免在經濟上被“芬蘭化”。沒有任何負責任的行動者會主動選擇陷入這種境地，也沒有任何成功的政府能夠允許這樣的情況繼續下去。像二戰後的許多亞洲國家一樣，我們需要管束我們的資本和商業機構，以免我們在睡夢中陷入地主主義、裙帶資本主義，以及更大的災難。
代際挑戰
中國不僅僅推行產業政策，還在實施明確的地緣戰略計劃，這些計劃通過國家機構和各種場合以中文發佈(未進行翻譯)，旨在通過在多項技術革命中取得領先地位來改變世界秩序。中國明確計劃利用貿易作爲實現這一目標的手段。中國本土政治需求決定了其不傾向於進口製成品，而是傾向於進口原材料，再將原材料加工成增值出口商品。
許多美國領導人和專家們將這些發展解釋爲“看不見的手”的產物，把它們看作是對美國生活方式的補貼。以前也許有些道理，但現在肯定不再適用了。糾正這些危險趨勢的工作只進行了一半，因爲我們已經開始考慮對國防的影響;然而，除非我們也能從國家能力和人力資本的角度看這個問題時，任務才能真正完成。我們必須徹底理解我們體制中的缺陷，正是這些缺陷使得我們自己的機構急切渴望削弱我們國家的實力和健康。
同時，美國和其他G7國家在軍事工業能力方面也存在明顯缺陷。很明顯，這些缺陷在彈藥製造、造船等傳統經濟技術領域表現得尤爲明顯。我們的問題並不在於我們不能開發先進的無人機或飛機——我們的問題在於我們不能快速地製造炮彈或無人機，而像朝鮮這樣的國家卻可以。在和平時期和軍事生產之間是存在明顯的連續性的，因此這應被視爲我們製造能力不足的一個跡象。
冷戰時期的美國是絕不可能從華沙條約國家手中採購物流和電信領域的關鍵零部件的。我們從來也沒有遇到過這個問題，因爲蘇聯並不生產西方國家想要購買的任何成品。但如果他們確實能提供，則把蘇聯的產品融入美國的基本社會功能會被認爲過於荒謬，根本不值得認真對待。然而，與中國長期的和平關係卻讓我們在不知不覺中陷入了這種不可接受的依賴狀態。
中國內部的話語已經清楚地向任何嚴肅的美國觀察者表明，只有在穩定貿易、恢復實力的前提下，美國纔有能維持與中國的和平。因此，任何新上任的政府都必須準備實施一個再工業化計劃。這個計劃要遠遠超過臨時補貼的範疇，要能回到根本，回答我們爲什麼在一開始失去工業能力的更深刻問題。這個計劃應當把關稅和豁免作爲針對戰略產品和行業的精準工具，但也必須解決稅收、會計和金融規則等更廣泛的問題，因爲這些問題助長了不利於產業投資的大環境。最後，推動這項計劃必須有足夠的決心和意志：通過重新分配聯邦政府的支出，提升美國的實力，並最終讓美國通過實力維護世界和平。
過去五年，在電信、物流和交通等主要產業領域都經歷了巨大的國際格局調整。現在是時候認真對待這些變化了。美國人民也應該要求看到解決方案了。我們必須向世界展示以美國爲主導的新世界秩序下的貿易和產業模式，我們要避免我們的盟友因爲我們未能提供替代品而轉投中國。無論是在美國國內還是在國外，失敗都有巨大的社會代價，將影響一代又一代尚未出生的人的生活。我們到底能否迎接這個挑戰?
作者Nathan Simington：自2020年以來，Nathan Simington一直擔任聯邦通信委員會委員。此前，他曾在商務部工作，並擔任一家國際電信設備公司的高級法律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