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體力因素的消退，越來越多新創工作崗位，可能給30歲的人是合適的，給70歲的人也是合適的。
9月7日，在一個金融峯會上，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學術委員會主席、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高端智庫首席專家蔡昉稱，雖然中國總人口占世界的比重在逐年下降，但是老年人口規模非常大，中國老年人口比重在不斷提高。
蔡昉表示，要把這個羣體作爲中國現代化的動力，而不能認爲是負擔，要把這個羣體轉變成人力資源、消費者，才能支撐中國現代化。
01. 一對古怪的矛盾
蔡昉教授是人口學家，1956年生人，今年68歲了，卻仍然活躍在學術一線，他以其親身實踐，證明瞭只要有實際工作能力，年齡不是工作的先決條件。
但像蔡昉教授這樣，60歲“到點”，還能“自願地”活躍在工作第一線的，卻是極少數，很多人40來歲就主動或被動等待退休，導致整個社會出現一種古怪的奇觀：
一方面，新生人口斷崖式下跌，很多人憂心將來“人”不夠用怎麼辦;另一方面，又擔心越來越多的人還未“到點”卻無事可幹，而“到點”的人越來越多，導致負擔越來越重。
這真是一對古怪的矛盾。
或許，這是兩個層面的問題。但代表“現在”的中老年人和代表“未來”的嬰兒不能截然兩分，“現在”就在塑造“未來”，沒有“現在”，就沒有“未來”。所以，當前的問題，還是怎麼解決就業崗位不足。
蔡昉教授說，要把“老年羣體轉變成人力資源、消費者”，關鍵還是要有工作崗位，否則他們成不了“人力資源”。同時，只有成爲“人力資源”，有了收入，才能成爲“消費者”。
02. 老年人給年輕人提供崗位
有人立刻會說，現在年輕人的就業崗位都不足，哪裏還有崗位給中老年人?難道還要想着法子，讓領着退休金的老年人來搶年輕人的工作崗位?
這些反問，相當棘手，難於回答。
靜態地看，一段時間內，社會能夠提供的工作崗位就那麼多。有這羣人的，就沒有那羣人的。
但如果動態地看，未嘗沒有一些機會。
譬如，隨着產業轉移，很多工作崗位轉移去了東南亞、印度、墨西哥等地，這主要影響年輕人;又譬如，隨着目前機械化、自動化和智能化水平迅速提高，需要體力支撐的重複勞動大大減少，這也主要影響年輕人的崗位。這些變動因素，對50歲以上的中老年人，影響不大。
不過，隨着時間推移，隨着機械化、自動化和智能化向縱深方向發展，崗位之間的年齡特徵乃至於性別特徵，可能會逐漸消失。
但因此也可以反過來說，隨着體力因素的消退，越來越多新創工作崗位，可能給30歲的人是合適的，給70歲的人也是合適的。
從另一個角度來說，中國目前退休或臨近退休的人羣，是有史以來最爲富有，掌握財富最多的一羣人。
他們有錢，有“資本”或掌握着資本，很多身體康健。既有資本又有勞動力，屬於全世界少有的資源富集。如果能把他們“扶”起來繼續幹，不僅可以解決他們自己的就業，也可以爲年輕人提供更多的崗位。
有鑑於此，蔡昉教授認爲，“要把這個羣體作爲中國現代化的動力。”遺憾的是，蔡昉教授的這個理想遠未化爲現實，原因何在?
03. 60歲限制
說到老年人就業，自然而然讓人想到日本的相關狀況。
據有關資料介紹，日本的高齡就業者，從事最多的職業是農業(包括種植、養殖、修剪園藝)，有52.6%是65歲以上的人。保安、服務員、司機、清潔、交通引導、看護、收銀，也是日本老年人最集中的崗位。
前些年有個說法是，中國農業靠“3861部隊”和“99部隊”，意思是農村的婦女兒童和老人承擔了大部分農活，50多歲以上的人，成了中國農業生產的主力。
與日本相同，中國高齡就業者從事最多的職業，也是農業。不同的是，一個日本農民的年均收入將近50萬元人民幣，高於日本公務員年均收入的30萬元人民幣。
另一個不同之處是，由於“一刀切”式的用工制度和退休制度，中國超過60歲的人，如果不是出於“自僱”，幾乎不可能出任保安、服務員、司機、清潔、交通引導、看護、收銀，而去過日本的都知道，這些行當充斥着大量60歲以上的日本老人。
這些行當之所以如此用工，有人說是因爲養老金不足，這的確是個原因。但更重要的是勞動力不足，勞動力不足的背後，是這些工種用工需求旺盛。試想，如果中國開放了這些工種的用工限制，一向勤勞的中國人，一定瞬間佔滿這些工作崗位。
如今，“一刀切”式的用工制度和退休制度，需要應對工作自由度提升，以及體力限制下降的挑戰。要麼用工制度和退休制度作出改變，要麼阻止工作自由度提升和體力限制下降。
04. 60歲以上就業不合法
前幾年，不時傳出主管部門到中國建築工地清理60歲以上老年民工的消息，實際上，在其他行業，僱主也不會跟60歲以上的人簽訂勞動合同。因爲用工“不合法”，合同無效。
與之相比，日本的老年人就業是有立法保障的。
1986年日本的《中老年人就業促進法》更名爲《老年人僱傭安定法》，規定企業有義務儘量僱傭勞動者至60歲。2004年修改《老年人僱傭安定法》，規定用人單位必須確保對65歲以下老年人的僱傭。
2013年，再次修訂的《老年人僱傭安定法》正式實施，法律規定企業有義務採取措施保障老年人就業，特別是對年滿60歲且有工作意願的老年人應保障其工作到65歲。
目前，絕大部分日企已實施延遲退休政策並制定了對老年員工繼續僱傭的制度。2018年10月，在時任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出席的第20屆“未來投資會議”上，重點討論瞭如何確保身體健康、有工作意願的老年人工作到70歲。
兩相比較，我們可以說是老年就業不算友好的國家。
老年人有錢，就業幾乎不受限制，加上老齡化，導致在日本，創業者中的老年人幾乎佔到三分之一，日本經濟產業省下屬的中小企業廳曾經發布的《中小企業白皮書》顯示，從1979年到2012年，日本的創業者平均年齡越來越大，老年人佔比越來越高，到2012年時60歲以上的創業者已經佔據了32.4%。
日本政府對老年創業者的支持也顯而易見，中小企業廳可向由60歲以上創業者創建的僱傭老年人的公司發放補貼，最高200萬日元。通過日本政策金融公庫的“老年人創業者支援資金”貸款制度，老年創業者可得到最高7200萬日元貸款，而且年利息在1.5%以下。爲了鼓勵老年人創業，日本政府還修改了“商法”，在註冊資金方面予以優待，降低門檻。
兩相比較，你會發現，對老年創業者中國幾乎沒有任何扶持政策。
05. 第一步，廢除35歲限制
中國應該怎麼辦?怎樣才能實現蔡昉教授說的老年人是“中國現代化的動力，而不能認爲是負擔”目標。
竊以爲，第一步是廢除公務員招考35歲限制。
有人也許會問，老年人就業創業跟35歲限制有什麼關係?
35歲限制是上世紀80年代根據“幹部年輕化”制定的，目的是大力提拔35歲以下年輕人進入幹部隊伍，爲改革開放補充新鮮血液。這對改變當時體制內的黨政部門及企事業單位幹部年齡普遍偏大問題，具有很大的合理性。
但這個35歲限制提拔很快就異化爲“35歲以上沒有機會”。中國有深厚的“以吏爲師”傳統，包括之後成長起來的民營企業在內，很多也依樣畫葫蘆，更明確在招考條件中要求應聘者需“35歲以下”。一些以“狼性”自居的企業，更是理直氣壯，成批開掉“35歲以上”的員工。
不得不說，中國是少有的仍然存在就業年齡歧視的國家。
這個規定所造成的恐慌，不僅無形傳導和影響青年人的學習和工作態度，也使30歲左右剛工作沒幾年的員工不得不加入殘酷的內卷，以爭取在35歲以前站住腳跟;而且造成35歲以上員工，僅僅因爲年齡，機會盡失，因而瀰漫着一種悲觀失望情緒，工作不努力，上班摸魚混日子，期盼儘快退休了事。退休之日，就是精氣神盡失之時。
退休者因年齡而備受歧視，得不到事實上的尊重;反之，那些20來歲的年輕人，則備受吹捧，馬屁拍盡，年輕人天然的激進思想被人爲放大，給經濟社會正常運轉造成無盡麻煩。
在35歲限制之下，老年人就業創業還有什麼機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