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生，江蘇揚州人，著名經濟學家，東南大學人文社會科學資深教授，國家發展與政策研究院院長，武漢大學董輔礽經濟社會發展研究院教授。 華生於1978年-1982年就讀於南京工學院，畢業後獲得學士學位;1982年-1985年就讀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財政系，畢業後獲得碩士學位;1985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微觀經濟研究室主任;1987年入讀英國牛津大學;1991年-1995年任職於英國劍橋大學;2000年任燕京華僑大學校長;2008年5月-10月任北京師範大學珠海分校校長;2012年9月任東南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2018年12月獲聘爲東南大學人文社會科學資深教授。 華生主要從事價格雙軌制、資產經營責任制、股權分置改革等領域的研究。
本文發表於2018年。
華生：現在有些成天喊着社會主義的人，其實並不明白社會主義究竟是什麼
作者 | 華生
40年前的改革開放是從“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思想解放運動開始的。
那麼40年的實踐檢驗說明瞭什麼呢?
非公的民營經濟現已佔據中國經濟超過半壁江山，中國從一個落後的窮國變爲世界矚目的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的國家實力空前強大，大多數人從喫不飽穿不暖到今天普遍的小康生活，完全符合三個有利於的標準。
所以2018年9月份在關於私有經濟的流言四起時，我在提交的智庫報告中指出，“如果籠統地說公有制是黨執政的經濟基礎，那麼，公有制越擴大非公有制越縮小乃至消滅，黨執政的經濟基礎就越鞏固、越雄厚。那改革開放前單一公有制時我們的經濟基礎最牢固，而改革開放40年後的今天反而空前虛弱了，這當然是很荒謬的。
實際上，如果我們今天真去消滅非公有制經濟，就會根本性地動搖我們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基礎和黨的執政基礎。因此，今天我們面臨的問題不是當強大的國家機器還存在時，如何消滅私有及非公經濟，那樣只會製造災難，而是如何與時俱進地變革創新我們的傳統所有制理論。
實際上，在有了中國改革開放40年經驗的基礎上，今天已經可以從不爭論到在理論上旗幟鮮明地說清楚了。
傳統的社會主義公有制計劃經濟已經被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實踐所突破和超越。現在我們實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也必須以多種所有制爲基礎。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並不必也不需要表現在其比例和數量上，而且要採取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實現形式。
競爭中性和所有制中立，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也是中國融入全球化市場的通行證。
一些人在姓社姓資問題上走不出來，其根本問題是沒有認清社會主義的本質，混淆了手段和目的。
當然有人會說，私有經濟的發展不是正造成貧富差距嗎?
不錯，看看財富榜上首富們的鉅額財富，確實令人羨慕嫉妒恨。他們的一個小目標，也常常令普通人絕望氣餒。特別是市場經濟中的富裕，確實並不總是靠努力、天賦或者勤奮，而在一定程度上靠機會和幸運，甚至有時也不排斥陰謀和伎倆。
但是，誰又能否認，正是這少數幸運而又不乏自己奮發努力、家庭背景與普通人一樣的成功人士，激勵了千千萬萬的人去創新創業，誘導了億萬資金流入了創新創業創造財富的洪流，從而做大了整個社會的蛋糕，在不同程度上提高了幾乎每一個人的生活水平?
要知道，歷史上所有付出巨大社會代價的均貧富努力，並沒有帶來普遍富裕，相反卻總是以普遍貧困而告終。
從根本上說，這是因爲物競天擇是所有生命體包括動物和人類社會的鐵律。競爭是從最小到最大的一切已知生命體的基本生存和發展方式。而競爭就有差距，就有勝出者。
試想，如果不論社會上每個人如何努力，都會有或被安排得到同樣的結果，都享有同等待遇，那麼，無論是社會上的哪個行業或哪個人，還會有人努力嗎?從這個意義上說，沒有差別就沒有競爭和努力的動力。
結果的不同和差距是激勵努力的必要條件。現代人類之所以能夠從動物界包括猿人和衆多古人類種屬中脫穎而出，今天能夠按照自己的意志讓地球上更多的生物和自然資源爲自己所用，就是因爲其爲自己創建了競爭的規則，包括市場競爭的規則。
而市場交換的完全自願性、價格競爭的信息效率使得市場在人類物質生活的領域內，成爲迄今最公平和最有效率的競爭方式。
人類文明的進步不在於消滅競爭，實現均貧富和人人相同的結果，而在於發展更公平的競爭規則和保護競爭中落敗和落後者的基本權利，守住弱者基本人權的底線，以使他們或其後代能夠有繼續參與競爭的公平機會。
再進一步看，中國今天的貧富差距是全部或主要由私有經濟造成的嗎?
其實並不然。
中國今天貧富差距確實很大，按照官方統計基尼係數也在0.47左右。民間將遺漏的未統計進去的隱性財富估算進去，還要高出不少。而且即使按照官方公佈的統計數據，我們的貧富差距在全球主要國家中都是屬最大之列，更是遠遠高於東亞成功現代化的日本的0.32.韓國的0.31等水平。日本韓國實行的是以私有企業爲主體的市場經濟，大企業、大富豪也不少，人家的貧富差距比我們小得多，從結果上看似乎更“社會主義”。我們有那麼大比重的公有經濟成份，貧富差距比人家還大這麼多，這是非常值得我們反思的。這充分說明手段不等於目標的實現。
以中國今天的情況爲例，我們用基尼係數衡量的貧富差距大的首要原因，是市民與農民收入水平相差幾倍的影響，因爲這都涉及到很多億人，所以權重上就特別大，成爲中國基尼係數高的主因。市民與農民包括農民工之間的落差，首先又是因爲戶籍制度，這與私有經濟並無關係。其次因爲土地制度，市地農地價值差別巨大，分配又極爲不公平，造就了無數大大小小的富豪，而我們的土地倒是全部單一公有制的。
我們體制內外的醫療和福利保障、退休級別待遇制度長期以來也是差別巨大，體制內的腐敗更一度很驚人。18大以來黨內腐敗受到嚴重打擊和抑制，合法不合理的高待遇也克服重重阻力有所觸動和改革，但應當說仍僅僅是起步，要持之以恆還任重道遠。
顯然，以上所有這些都對我國的基尼係數與貧富差距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但實際上都與私有經濟沒有直接關係，反而與我們的公有制和延續下來的國家管理體制安排有關。所以難怪鄧小平當年說，什麼是社會主義，我們還並沒有搞得很清楚。
現在有些成天喊着社會主義的人，其實並不明白社會主義究竟是什麼，不明白國有企業並不就是社會主義，共同富裕不是也不可能是同等富裕;不明白社會主義追求的自由人聯合體與國家權力的替代關係;不明白鄧小平所說的實事求是和陳雲所說的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纔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包括改革開放的精髓。
所以，怎樣讓社會主義能夠實現更大的財富創造、更高的權利平等和更小的貧富差距，還是一個需要從傳統概念和本本中解放出來，才能真正回答和解決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