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裏士多德說：“人是天生的城邦動物”。人類必然羣居，政治也就必然不可或缺。
政治的中堅力量——政治家，決定着政治的好壞，也決定着社會的未來。因此，政治家該具備優秀素養，就十分重要。
然而，大部分人對好政治家的想象，僅停留在“道德優秀”、“爲大衆謀福利”的淺表。
回顧中外偉大政治家的事蹟、人類政治的興衰史。好政治家，至少應具備以下四大美德：
一：要有變革舊制度的勇氣
政治家從掌握權力的一刻開始，就自動享受舊制度帶來的某些特權或利益，這是政治家的必然。
政治永遠需要變革，特別是在歷史轉型期。因此，好政治家首先要有放棄當下利益、變革舊制度的眼光和勇氣。
在美國南北戰爭時期，林肯毅然廢除奴隸制度，維護了國家統一。爲此他得罪舊有的奴隸階層利益，遭遇暗殺。
英國首腦撒切爾夫人上臺後，頂着巨大的壓力，扭轉英國“大政府、高稅收”的傳統，走上了“小政府、低稅收”的市場化改革，英國新自由市場經濟就此誕生。
鄧小平在改革開放時代，告別教條主義、計劃經濟，走上了實事求是、市場經濟的道路，纔有了中國幾十年的經濟增長。
而反觀晚清的保守派，面對西方文明衝擊時，始終抱殘守缺，固步自封，成爲了中國近代變革的阻力。
因此，具備變革舊制度的勇氣，是好政治家的第一大美德。
二：要有理想主義的情懷
政治是權力的藝術。在人們印象中，政治家與權術爲伴，必然奉行現實主義、功利主義。
而事實上，正如馬克斯·韋伯所言，只靠政治謀生的人不能算真正的政治家;好的政治家，應該不受世俗利益所支配，聽從使命召喚，爲了政治理想而活。
美國的國父們相信，依靠自己的努力可以構建出良好的政治秩序，於是制定出美國憲法，從而奠定了美國強大的根基。
丘吉爾堅決信，現代文明是人類的理想秩序，納粹統治是文明的敵人，所以在二戰中堅決抵抗，保衛了現代文明。
只有具備這種特質的政治家，才能在艱難時敢爲天下先，在權力膨脹時堅守價值，在誘惑面前控制權力欲和虛榮心。反觀人類歷史，大部分政客都是類似《紙牌屋》《是，首相》中的官僚，是蠅營狗苟的現實功利主義者，對歷史毫無貢獻。
因此，有理想主義情懷，是好政治家的第二大美德。
三：要有審慎務實的行動
理想固然重要，但理想很豐滿，現實往往很骨感。
正如亞裏士多德說，政治不只是理論的推演，更是一種社會實踐。年輕人不適合政治，因爲他們缺少人生經驗;喜歡冒險的人也不適合政治，因爲他們太過任性。政治還需要實踐的智慧。
因此，思想家柯克說，審慎是政治家的美德。好的政治家還要有審慎務實的行動策略，特別是在對待傳統的態度上。不能輕易砸爛舊世界。
王安石變法，試圖廢除一切傳統體制，肆無忌憚推行新法，反而激化了社會矛盾，變法以失敗告終。
法國大革命更是在各種激進的反傳統、反秩序、反宗教的狂熱行動下，讓法國乃至世界陷入了長期的激進主義狂潮。
相反，英國的光榮革命，美國的憲法修訂，都是審慎務實的典範，每前進一步都如履薄冰，小心地保守已有的自由成果，反倒走得更遠。
保守主義之父柏克說，社會發展就像新陳代謝，是自發、零星、漸進的進步。傳統習俗是人類社會長期實踐的產物。凡是推翻舊有一切，試圖建立全新紀元，都以失敗告終。
因此，要有審慎務實的行動，是好政治家的第三大美德。
四：要有妥協的智慧
政治家們是國家大政的制定者、決策者。因此，很多人認爲，他們必定殺伐果斷、性格強硬、說一不二。
但其實，過剛易折。好的政治家要精深調和政治秩序，善於合作，在原則與妥協間尋找平衡，得一寸有一寸的歡喜。所以，阿克頓說，妥協纔是政治的靈魂。
英國貴族與國王達成妥協，簽訂限制王權的《大憲章》，實現了不流血的法治轉型。
美國建國時期，多方利益集團相互妥協，創立憲法，奠定了美國的繁榮發展。
而反觀中國歷史上唐朝牛李之爭、宋朝新舊黨爭、明末東林黨爭，黨派雙方立場敵對，在你死我活的爭鬥中加速了王朝的崩潰滅亡;同樣，法國大革命的派系鬥爭，也都是你是我活，不留餘地，導致法國持續了幾十年乃至百年的政治動亂。
政治妥協是達成合作的前提，也能及時糾錯，更是社會穩定與和平才最大保障。
因此，好政治家的第四大美德是，要有妥協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