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國纔有家，還是有家纔有國，這是一個近代以來纔有的問題。
因爲在古代，這並不是一個問題。夏傳子、家天下。夏禹死後把帝位傳給了兒子啓。從此便開始了家天下的王朝繼承製度。
所謂家天下，它包括家國同源、家國同構和家國同體三個內容。也就是：君是君父、臣是臣子，官是父母官、兵是子弟兵，各地區、各部門之間是兄弟關係。
所以治國便是治家，但家是講感情、講倫理、講道德的地方，而不是講法律的地方，即便講法，也是祖宗家法。
如此一來，“以孝治天下”的倫理便應運而生。烏鴉有反哺之孝，羊羔有跪乳之情。孝道原本是動物本能。但在古代王朝中，統治者卻把孝道異化成一種統治策略，這便是以孝治天下。
從統治者的角度來看，以孝治天下有着深刻的思考和多重的目的。
第一、維護政權穩定。
孔子認爲“孝”是“爲人之本”。儒家經典《孝經》，從侍奉父母出發，把孝道延伸爲天經地義的道德準則。曾子將孝道引入到忠君：事君不忠，非孝也。意思是說對君主不忠就是不孝。
孝道被儒家擺到了至高無上的地位，貌似是在維護家庭關係的穩固，其實醉翁之意不在酒，其用意更在於維護君臣之間的綱常關係。
在儒家眼裏，孝道不僅僅是一種個人的修養和道德品質，更是一種權力和權術。儒家表面上是在說盡孝，實際上是在說盡忠。
從漢文帝開始，漢帝國正式打出了以孝治天下的旗幟。舉孝廉、父別居，舉秀才、不知書。孝道進入了政治權力和國家治理的剛性制度，成爲了皇權統治的基礎倫理。
從此之後，“忠孝”兩者不可分割，“忠孝”幾乎都會一起出現，“忠”和“孝”的概念基本可以等同。父爲子綱，所以子在家要孝敬父母;君爲臣綱，所以臣在國要忠於君主。這就是所謂的在家爲孝、入孝爲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尊卑有序，不可逾越，從而構成了穩定皇權社會統治基礎的基本準則。
第二、轉嫁統治成本。
在古代王朝中，統治階級爲了維護自身的統治地位，需要投入大量的資源和成本。這些成本包括軍事開支、行政開支、基礎設施建設等等各個方面。
古代是小農經濟，交通極其不便，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男耕女織自給自足。而一個遠在天邊的龐大帝國，如果要進行統一的管理，所需的經濟成本將異常龐大，古代王朝的財政基礎根本無力承擔。
因此，統治階層只能轉嫁統治成本。以孝治天下作爲一種統治策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達到這一目的。
孝道是宗法制的核心基礎，孝文化是一套完備的規定體系。孝之下有禮，這種孝禮結合的模式，充分賦予了父母、家族長輩、宗族長輩以絕對的權威。
宗法家族制度下，家族中的個體意識只能屈服和依賴宗法羣體的權威性，個體自我意識被不斷弱化。孔子說：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意思是說：要做到孝，就必須充分服從父母的意志。
爲了在羣體中找到歸屬感，個體都會自覺主動地以宗法制爲行爲準則，而這種準則日趨一致化，尊卑格局由此形成，孝的等級關係由此確立。
就這樣，通過孝道所強調的忠誠和服從，統治者將社會矛盾隔絕在宗法家族之內，極大的減少了社會的反抗和不穩定因素，從而降低了統治成本。
第三、束縛民衆思想。
一般來說，帝國由三個階層組成。高高在上的，是君臨天下、乾綱獨斷的帝王。匍匐在下的，是隻有奉獻、沒有權利的草民。居於中間的，是一個龐大的官員集團。
這三個階層，都有某種意識形態的需求。奉天承運的帝王，需要一種主義，來宣告自己統治的合法性。逆來順受的草民，需要一個說法，來平衡自己被奴役的心理。安邦治國的官員，需要一套理論，來爲他們的施政立法張目。
主義也好，理論也好，說法也罷，必須出自一家才能自圓其說。儒家主張君權天授，迎合了帝王的需求。儒家主張忠君愛民，滿足了官員的需求。儒家主張尊卑有序，符合了草民的需求。
在這樣統一的思想浸潤之下，民衆開始習慣等級化的社會，人人都清楚自己的位置，卻很少人去想自己的處境因何而來。他們從小受到的教育都是“服從”“迎合”，因爲這樣才符合孝道。
忠孝是美德，哪怕愚忠愚孝。被異化的孝道，非常的神奇，它摧毀民衆的思想，卻不令人感到異樣和痛苦，甚至還會自我標榜、津津樂道。
八王之亂，司馬氏互相殘殺，兄弟相殘、祖孫相殺。公元311年，晉懷帝司馬熾被俘後，漢趙的君王劉聰當面問他：卿家骨肉相殘，何其甚也?司馬熾竟然恬不知恥的回答道：爲陛下自相驅除。
處處標榜以孝治天下的帝王之家，卻是人世間最不孝的家族，這不得不說是一種悲哀的諷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