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崇拜先賢的民族智慧，崇拜英雄的民族勇敢，崇拜戲子的民族頹廢，崇拜金錢的民族墮落。
因此，想要了解一個國家的精神，就要看國民推崇什麼樣的思想，以及尊奉什麼樣的人。
法國有很多地標建築：埃菲爾鐵塔、凱旋門、盧浮宮、巴黎聖母院。但能代表法國精神的，非先賢祠莫屬。
先賢祠直譯叫萬神殿，是法國國王路易十五爲了祈福還願所建。
公元十八世紀，路易十五窮奢極欲，面對人們的規勸，他說了一句千古名言：我死後哪管它洪水滔天。
路易十五一語成讖，他到底沒有萬壽無疆，在他死後，滔天的大革命洪水果然澎湃而來。
1790年，就在萬神殿竣工之時，大革命的激情開始滌盪着巴黎，到處都在殺人，到處都在砸毀。幸運的是，萬神殿倖免於難，它被收歸國有，用於供奉支持大革命的先賢。
先賢祠的門楣上，正中央是代表祖國的女神，她正在把花冠分贈給左右的先賢，象徵着歷史和自由分坐兩邊。
法國人篤信革命，但卻把象徵祖國的權力交付於神，而沒有賦予世俗的權力機構，這又一次深刻地詮釋了法國的立國精神。歷史不能隨意取捨，精神無法刻意發揚。
在先賢祠裏，安息着法國的72位先賢，比如伏爾泰、盧梭、左拉、雨果、居里夫人等等。
然而，法國曆史上還有幾位傑出的思想家，他們不僅無緣於先賢祠，甚至很少被法國人提及。
第一位、孟德斯鳩。
孟德斯鳩生活在18世紀，那是法國啓蒙的時代。孟德斯鳩與伏爾泰、盧梭，一起被稱爲法國啓蒙運動的三劍客，在他們的啓蒙之下，法國的王權搖搖欲墜。
大革命期間，伏爾泰和盧梭的墓，被革命羣衆迎入了先賢祠，並且位置超然。但孟德斯鳩例外，他的墓被激情的羣衆搗毀。
雖然孟德斯鳩同樣崇尚自由、反對專制，但他的性格溫和內斂，態度審慎穩重。他從不迷信自由平等這些美好但空洞的口號，他追求的是切實可行的政治制度。因爲沒有制度的保障，自由平等只能是鏡花水月、空中樓閣。
曾有無數的政治家、革命家、思想家，爲構建現代國家提供了制度方案，但卻沒有一個能經受住歷史的檢驗。
同樣是孟德斯鳩例外，他在洛克的分權理論基礎上，創造性的提出：立法、行政、司法這三種最重要的權力必須分立，並相互制衡，從而避免專制。
如今，許多狂人的理論方案早已經從歷史的故紙堆中消失，唯有孟德斯鳩，唯有孟德斯鳩的制度方案依舊熠熠生輝。
第二位、托克維爾。
托克維爾生活在19世紀，那是法國最動盪的時代。不僅法國，整個西方世界都在經歷空前的大變革，而他正是那個時代最冷靜的觀察者和思考者。
托克維爾認爲，大革命掃蕩了舊的專制制度，恢復並重建了地方自治，這充分體現了法蘭西民族的政治首創精神。然而法蘭西的革命者們，在打開通往自由民主的大門之時，卻誤進了另外一扇門。
托克維爾指出，民主的前景並非一定光明，而是存在兩種截然相反的方向：民主既可能與自由結合，也可能與專制結合。當民主與自由結合之時，就是民主的自由。當民主與專制結合之時，就是民主的暴政。前者如美國、後者似法國。
而且，托克維爾並沒有止步於此，他一生都在求解這個命題的答案。他的兩部鉅著《論美國的民主》和《舊制度與大革命》，很好的回答了這道絕非僅僅關乎法國和美國的命題，而是關乎人類自由和民主的永恆命題。
第三位、雷蒙·阿隆。
阿隆生活在20世紀，那是法國左翼運動最輝煌的時代。但阿隆卻認爲，一個知識分子首要的職責，是講明事實、傳授知識，而不是編織幻想、灌輸信仰。
彼時法國的左翼知識分子高揚民主和革命的大旗，但面對20世紀蘇聯發生的一系列慘劇，卻齊端端的保持沉默。阿隆堅定地說：奧斯維辛就是奧斯維辛，不管它是紅的，還是白的。
在阿隆看來，20世紀發生的種種罪惡，要害不在於大規模的殺戮，而在於這些殺戮竟然打的是正義的旗號。製造和鼓吹這些神話的根源，正是知識分子思想上的瀆職。
爲了擦亮世人的眼睛，阿隆寫下了《知識分子的鴉片》一書。在書中阿隆指出：左翼知識分子的鴉片就是激進式的革命，是一種對烏託邦的迷戀。但歷史一再證明，激進革命換來的不是自由、而是奴役。
法國曆史悠久，名人輩出、主義也輩出。但法國人最終選擇的是理性激進主義，他們看不起英國的審慎，瞧不上美國的務實，他們寄希望通過理性構建一個烏託邦式的世界，爲此不惜激進的砸毀一切。
因此，法國人選擇了伏爾泰和盧梭，放棄了孟德斯鳩和托克維爾。
不僅如此，法國的理性激進主義，從一誕生就越過了法蘭西，瘋狂的拷打着整個世界。但與此同時，孟德斯鳩和托克維爾等先賢的思想，也越過了法蘭西，在法國之外，爲人類塑造了一種可行的自由秩序，成爲了人類文明史上的定海神針。
他們雖未入法國的先賢祠，但早已是人類的先賢。
因爲他們同樣熱愛自由、民主、平等，但他們從不認爲存在一種可以包治百病的主義，他們對任何打算在人間建造天國的許諾都抱有警惕。
法國先賢祠的門楣上並未刻着永垂不朽，而是刻着“偉人們、祖國感謝你們”。感謝先賢而不是感謝祖國，這是法蘭西民族的傲氣。感謝推動國家變革的先賢理所應當，而那些防止國家誤入歧途的先賢們，難道不應該被感謝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