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義大師阿克頓勳爵說過：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
這就是權力赤裸裸的危害。
公元前356年，秦孝公和商鞅取得變法大權後，召集儒生來評價變法的好壞。結果，不管是說好話、還是說壞話，全部被髮配充軍。
秦孝公和商鞅這麼幹的目的，就是警告秦國所有的知識分子，對於君權的決策，你既不能說它好，也不能說它壞。你沒有資格評價，只能無條件的執行。
這就是權力赤裸裸的態度。
沿着這一思路，奧地利學派的哈耶克，對權力的研究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哈耶克認爲，即使行使權力的人動機十分高尚，即是他的理想足夠崇高，即是他的初心是爲民造福，他的權力也應當受到嚴格的限制。
因爲世界上沒有永不犯錯的神仙，也沒有永遠正確的聖人，這是常識、這是公理。
無論是啓蒙思想家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還是自由主義之父洛克的《政府論》。無論是美國憲法之父麥迪遜的《聯邦制憲會議記錄》，還是美國政府制度設計者漢密爾頓的《聯邦黨人文集》。這些偉大的思想先賢都曾從政治學和社會學的角度出發，思考過人類社會這個最重大的政治命題——爲何要限制權力。
今天，我們從經濟學的角度出發，來揭示一下這個真實的政治規則。
198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了詹姆斯·布坎南。瑞典皇家科學院評價說：布坎南的主要貢獻在於，他將經濟學中的個人交換的理論應用到了政治決策，在傳統經濟學體系中創建了一種獨立的政治決策理論。
這就是公共選擇理論，布坎南創立的這個經濟學派就叫公共選擇學派。布坎南師從芝加哥學派的創始人弗蘭克，與弗裏德曼一樣，也是朝聖山學社的成員。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布坎南對權力運行的原則進行了最全面、最系統的梳理。
第一、掌權者也是普通人。
人都有利己之心，這是公共選擇理論的立論三要素之一。掌權者也是普通人，也有個人利益的考量，所以當他們在制定和實施政策時，首先考慮的是自己的權力和私利，而不是公衆的福祉。
所以布坎南說道：只有把所有掌權者都視爲流氓強盜，才能防止最糟糕的統治。如果只是一味地懲罰或者更換掌權者，而不是改變權力運行的規則，那麼政治失敗就會成爲常態。
第二、政治也是一種交易。
這也是公共選擇理論的立論三要素之一。
經濟是一種人和人的交易，比如訂立契約。布坎南認爲，政治也是一種交易，政治活動的決策者、執行者，以及後果的承擔者，歸根結底都是具體的個人，政治活動無非也是達成協議、制定規則。因此，政治也是一種交易。
在分析政治問題時，很多人會天真地認爲，政治是公共事務，所以公共政策都會以“多數人的利益”爲目的。
但實際上，既然公共政策也是一種交易，所以照樣可以爲了私人利益，而出賣公共利益，甚至不惜發動戰爭。因此，爲了公共利益，必須設置限制機制，約束掌權者服務於公衆福祉。
第三、市場會失靈，政府更會失靈。
凱恩斯主義者認爲，市場會失靈，會帶來貧富差距，爲此提出了政府幹預的神話。
但布坎南卻一針見血的指出了國家幹預的失敗：在經濟上行的週期，政府的財稅收入也會相應的提高，彼時政府應該節省開支、降低負債、做好儲備，以應對將來的經濟下行週期。但實際上，無論是民主政府還是包辦政府，經濟越好的時候，他們浪費財政越沒有節制，直到把納稅人徹底榨乾，從而再次引發經濟危機。
他進一步發現，越是喜歡強力幹預的大政府，就越容易遭遇市場失靈。因此，要想防止失靈，恰恰是要約束政府的財政擴張。
自人類有國家的那一天起，不受制約的權力，給人類帶來的災禍，就遠遠超出了自然災害和個人犯罪的總和。
1986年布坎南在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演講中說：如果將社會博弈比喻成一場體育比賽，那麼首先就是要設計好比賽的規則，沒有清晰的規則，比賽必然一片混亂，就會出現一種強盜邏輯。因爲裁判權掌握在人手裏，而不是規則。
布坎南認爲，最公正的規則應該是在“無知之幕”後設計出來的，也就是設計規則之初，每個人都不知道自己屬於哪一類利益羣體。通俗理解就是，負責分蛋糕的人，要最後一個拿蛋糕。
只有在這種情況下，規則才能稱得上公正。
沿着這一思路出發，迄今爲止，人類約束權力的規則主要有四個：一是憲法法治，二是民主投票，三是分權制衡，四是分區自治。這四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
僅有憲法不可行，因爲憲法可能淪爲擺設，因此需要分權制衡。但僅僅依靠分權制衡也不可行，因爲會形成利益集團，因此需要民主投票。但僅僅依靠民主投票也不可行，因爲會形成多數人的暴政，因此需要分區自治。
正如美國憲法之父麥迪遜所說：人不是天使，任何擁有權力的人都會有野心，要制約野心，就必須以野心來對抗野心，除此之外、別無他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