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到一個段子，有人問一個年輕人：你覺得是國家養育了你，還是你父母養育了你。這個年輕人回答說：我父母不但養育了我，還養育了國家。
這個年輕人的納稅人意識讓我感觸頗深。
什麼是納稅人意識?很簡單，我是納稅人，也就是政府的供養人，因此我應該享有供養人的權利，政府就應該爲我服務。
美國獨立戰爭，美國國父託馬斯·潘恩的小冊子《常識》，裏面有無數個膾炙人口、直擊人心的口號，充滿着人文關懷和哲學思辨，但最受普通民衆喜歡的卻是：無代表、不納稅。
法國大革命，無數的思想精英和政治精英，爲自由、平等、博愛搖旗吶喊，但法國普通民衆最喜歡的口號依舊是：無代表、不納稅。
爲何會這樣?
在啓蒙思想家看來，人的權利來源於自然法，這是“神”定的法律、這是天賜的權利，因此人的權利至高無上。
但從自然法，到法定法，再到市民法，理解這個邏輯鏈條，需要一定的人文底蘊和哲學素養。
而無代表、不納稅，這句口號則是從現實的經濟利益出發，意思簡單易懂，普通民衆也聽的明白。
保守主義之父柏克，就曾直言不諱的說：自古以來，人們爭取自由的偉大努力，幾乎都與徵稅問題有關。
現代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也強調：在稅收不確定的地方，納稅人的命運或多或少地掌握在稅吏手裏，因此，腐敗難以避免。
在這裏，不得不吐槽一句，英國佬真是蠢，竟然不會榷鹽、榷鐵這些基本的隱形稅收手段。
1215年，25位英國貴族迫使約翰王簽署了《大憲章》，最多的條款就是限制國王的徵稅權。比如第十二條就規定：未經王國之普遍同意，不得徵收免服兵役稅或者貢金。
由此可以看出，至少在13世紀，未經納稅人同意就不納稅的觀念，便已經在英國出現。爲落實這一條款，英國確立了這樣一個制度，由三個階層的代表組成議會，未經議會同意，國王不得徵稅。
這三個階層分別是宗教階層，由大主教、主教、教士組成。貴族階層，由伯爵、騎士組成。市民階層，由自由民組成。
此時，無代表、不納稅，就已經不是一個空洞的口號，而是找到了適當的組織機構，也有了具體的表決辦法。
當然，這種理念和辦法，雖然在1215年就已經出臺。但英國國王畢竟手握常備軍，所以《大憲章》確立的原則和辦法，在長時間內都若有若無。遇到弱勢的國王，議會就佔據上風，遇到強勢的國王，議會就淪爲擺設。
但《大憲章》確立的原則，已經深入人心，併成爲英國人民不斷主張個人權利的法定依據。
經過數百年的沉澱，納稅人意識在英國普遍覺醒，正是憑藉廣大民衆的支持，議會與國王的鬥爭最終佔據了上風。1688年的光榮革命和1689年的《權利法案》，議會徹底把國王的特權關進了籠子。議會掌握了立法權，並確立了議員的自由選舉，不經過議會同意，國王再也不得徵稅。
1776年7月4日，美國的《獨立宣言》，重申了共和的基本原則，那就是政府的合法性來自人民的同意。這當然意味着，政府賴以存在的保障——稅收，也必須經過人民自由選舉之代表的同意。
因此，無代表、不納稅，這句口號的背後，不僅僅蘊含着個人的權利，更包含着代議制政府的理念。
不過，如果議會的徵稅權不受限制，那就同樣存在風險，這就是托克維爾所說的“多數人暴政”，也就是如果100個人中51個人同意，是否就可以對另外49個人徵收重稅。
爲了有效限制議會的徵稅權，還必須對徵稅權進行必要的約束。
公共選擇學派的布坎南，從實用主義出發，認爲徵稅立法的表決門檻要大幅提高，不能僅僅是相對多數，而是要絕對多數，如果100個人中有95個人同意，那麼徵稅的合法性和正義性就會大大提高。
而且布坎南還特別強調，徵稅要恪守一些基本原則。
第一、徵稅必需原則，也就是徵稅的目的，必須是爲了提供嚴格意義上必需的公共物品，如治安、司法、國防、社會救濟等等，而不能隨意拔高社會福利，或者其它不必要的浪費。
第二、控制支出原則，也就是必須先確定公共支出的總量，然後才能制定稅收的比例，除非遇到緊急事件，否則議會不得另行提出徵稅計劃。
第三、公共使用原則，也就是政府行使徵收權必須同時滿足兩個條件：一是爲了公共使用，二是必須給被徵收者提供公正的補償。這裏的公共使用，不是公共目的或者公共利益等等籠統的詞彙。
無代表、不納稅，這是文明對野蠻的宣戰。爲了這個原則，無數啓蒙思想家，無數勞苦大衆，爲此付出了不懈的努力。
因爲只有先有納稅人意識，才能喚醒民衆的監督意識和公民意識，從而才能樹立個人權利的意識，最終才能推動代議制共和的確立。
近代以來，無代表、不納稅的納稅人意識已經成爲全人類的共識。當然，保皇黨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