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制與秦制，可以說是貫穿馮天瑜先生學術生涯乃至人生情懷一生的問題了。他早年因研究“儒法鬥爭”成名，那時的政治氣氛不用多說，我們都“左”過。但是深刻認識到周秦之別乃至周秦對立也是從那時開始的——“儒法鬥爭”其實就是“周秦鬥爭”嘛。
當時的“崇秦仇周”造成禍害，後來的反思和批判顯然與此相關。對此我們都深有體會。馮先生後來畢生對此用力，直到最後這本《周制與秦制》可以看做總結。當然，批判秦制、反思“崇秦仇周”，並不需要反過來“崇周仇秦”。與一些人跟從時論屢屢從一端跳到另一端不同，馮先生後來主張繼承五四走出周秦二制，也從沒有自稱新儒家。
今天我們已經不會只在周秦二制中做選擇。而天下大勢是民主，國之固弊在暴秦，有此二者，兩千多年前的周制絕無可能“復闢”。所以“崇周”自不必，大張旗鼓“反周”也有攻擊稻草人之嫌，而不絕如縷的“仇秦”傳統在走出秦制的歷程中卻是一種值得發掘的思想資源，儘管絕不是唯一的資源。這就像Renaissance打着復興希臘羅馬的旗號走出中世紀，實際是要面向近現代文明一樣。我想，這就是馮先生留給我們的遺志。
馮先生此書成稿於恙中，曾惠賜先睹之機，並抱病與在下討論，多有賜教。在下欽佩之餘也坦陳了一些管見。不幸先生於2023年1月12日染新冠而駕鶴西去，入院前的賜教頓成永隔。悲哉。如今遺著正式出版，嘉惠學林，遺澤世人，亦可告慰於先生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