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曾說，魯迅是中國最痛苦的文人，陳寅恪也許可以稱作中國最痛苦的學人。他一生經歷了三重悲劇。
第一重悲劇，困於“書齋”的牢籠
自由往往是一種感覺，沒有自由意識的人，雖然沒有自由卻擁有自由感，自由意識太強的人，即使有少許自由也沒有自由感。
這不知道是什麼時候和朋友聊天時說起的一段近乎繞口令的話，此時想來仍覺不無道理，也適用於陳寅恪的心態。
我覺得越是對自由空間需要強烈的人，越會感到自由空間太小，“天地一牢籠”就是這個意思。
陳寅恪不只是一個學富五車的學者，還是一個“深悉中西政治社會之內幕”的臥龍式人物。他的所想所思，大大超越了學術的畛域。
“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本來只是一種舊時代實現人生價值的實用手段，可長期積澱，卻鑄成了一個現代學人逃也逃不脫的政治情結，這種情結在國勢阽危的時代，與愛國熱情混融而越發強烈。
陳寅恪自己並不覺得他是一個尋章摘句的學人，而應當是一個經邦緯國，至少是一個“坐而論道”的奇才，只不過時代並沒給他施展的機緣。
所以，他只能喟嘆“埋名自古是奇才”，去做他的書齋學問而無法重圓他祖輩的舊夢，於是他心底平添了三分壓抑、兩分悲涼。
其實仔細想來，這種抱負並沒有什麼實在的依據，世事險惡，時局多難，知識階層中人有什麼本事去撫平這跌宕翻滾的惡浪?
我不相信陳寅恪這種受過現代訓練的學者，不明白政治與學術早已判然兩途的事實，我也不相信陳寅恪這種理智的知識分子不明白“坑灰未冷天下亂，劉項原來不讀書”的故典。
可他爲什麼還要有這種不切實際的抱負和自尋煩惱的憂鬱?是一個歷史學家“資治”的職業習慣使他難以忘懷現實，還是先祖未竟的政治思想使他時時想贏回家族的榮光?我實在不知道。
不過，這可能不止是陳寅恪一個人。中國士大夫“修齊治平”的思想理路、欲合“道統”與“政統”爲一的偉大理想，以及近代中國多災多難的情狀，使得每一個文人學人都似乎難逃這種從政情結的纏繞。
中國之大，近百年幾無一張純粹的書桌。
但這實在只是加在陳寅恪身上的第一重悲劇。他是一個真誠的愛國者，又是一個自視極高的學人，他不能不時時從書齋中伸出頭來，探望一下他身邊的祖國，不能不時時爲這萬方多難的祖國發出一聲嘆息。
於是，他需要太多的自由空間來伸展他的思想和智慧。一間書齋對別人也許綽綽有餘，但對他就十分侷促。可是，時代給他的只是這一間書齋四壁書。
如果他是個魯迅式的文人倒也罷了，他可以衝出書齋，可以歌，可以哭，可以用文章爲匕首、爲投槍，縱然沒有荊軻的壯舉，但也可以用易水蕭蕭的悲歌宣泄出胸中的鬱悶，但他偏偏是一個學者。
多年理性的訓練使他習慣了理智的生活，於是，他只有深深地埋下頭去伏案於書齋之中。
“自由共道文人筆，最是文人不自由”。我想，這不自由是不是由於他需要的自由空間太大而惹出來的一種“侷促感”呢?
第二重悲劇，無人理解的孤寂
不幸他只能是一個書齋學者，所幸他還是一個書齋學者。
學劍不成，尚能學書，這不是逃避，而是一種人生意義的挪移。
儘管陳寅恪並不滿足於皓首窮經的學術生涯，時時自嘲爲無益之事，但他又知道在學術論著中也自有精神血脈在。
他稱王國維爲“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他自己內心深處肯定也自認爲是那“文化精神凝聚之人”。
而這“文化精神”所依憑以表現的，就是他畢生經營的那些看似深奧專門實則別具懷抱的學術論著。
我讀過《論再生緣》和《柳如是別傳》。也許，有人不理解他爲什麼要在生命的最後十餘年裏傾全力作如此論著，但我明白這裏別有他一番情懷。
他在柳如是身上傾注了過多的情感以致未免拔高古人，但他的真實意圖是“窺見其孤懷遺恨”、“表彰我民族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箋釋梳理中“溫舊夢，寄遐思”，所以又不能僅以一部學術論著視之。
問題是，他的舊夢太迂曲，他的遐思太幽遠，於是不能不採用縈繞曲折的筆法，把它掩藏在深奧繁複的學術形式之中。
很少人能耐心卒讀這些論著，耐心卒讀者又很少有人能領會他的深意，領會他的深意者又很少有人能挺身而出，和他一道承傳其中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因而他心底升起一陣陣悲涼，悲涼中又不禁憤慨。
他只能寂寞，學界中人理解的只能暗暗領會而不能討論;不能理解而稍具同情心的只能讚譽他“學識淵博”;那些既不理解也不同情的人則認定他是“乾嘉餘孽”。
一個強烈渴望共鳴的人得到的偏偏是四壁無聲，一個極端自信自負的人偏偏得不到一星半點的承認，放眼望去，四野寂靜榛莽荒蕪，他的平生志向，滿腹經綸，竟和聲寥寥，這怎能不讓他傷心。
這是加在陳寅恪身上的第二重悲劇，他高估了同時代人的理解能力，也高估了學術論著的感染力量。
要知道人文學科的歷史命運就是這樣乖蹇，在漫天流行的實用思潮下它很難有多少立足之地，對於急切期望效益的人們來說，人生終極意義的價值是多少?人格修養的用處是什麼?
文化精神早已抵擋不住實利的進攻，除了那些總以爲自己掌握了文化命脈、自由精神的人還總在呼喊靈魂高於一切之外，人們早已用“知識”取代了“智慧”，早已拿精神和靈魂在上帝的當鋪裏作抵押換回了現世的利益。
陳寅恪的學術論著既無巫術的威懾力，又無宗教的感召力，它能“維繫文化精神於不墜”麼?
當他滿懷希望地等待着人們魂兮歸來時，他根本沒想到他祭起用於招魂的學術論著早已被舉世炫目的實用主義杏黃旗掩沒，泥牛入海無消息了。
他傾聽四周，用他的盲睛細細搜尋，才發現真的只剩下孤獨與寂寞。
第三重悲劇，身體無法和心靈一樣自由強健
多病與盲目也許是加在陳寅恪身上的第三重悲劇。他絕不是一個通脫豁達的人，干政無門倒也無所謂，但閉門著書卻是他對人生的最後一點希望。可是，他卻因視網膜脫落而失明。
他其實十分珍惜自己的軀體，因爲這軀體不僅是他精神的寓所，也是他撰述寄託文化精神的論著的基礎，可是上蒼給他的卻是多病與盲目。
我總覺得他的心靈和他的軀體似乎總是在互相對抗，即所謂“身與心仇”，他痛惜自己的身體不能和心靈一樣自由強健。
大凡表示對自己軀體滿不在乎甚至覺得軀體爲累贅的人，其實心底是最愛惜自己軀體的，尤其是陳寅恪這樣胸懷大志、自期頗高的學人。
身體是他實現抱負的基礎，眼睛更是他明察秋毫的窗戶，當他百病纏身、雙目失明的時候，他怎能不對這不爭氣的軀體進行抱怨，怎能不感到一種深深的絕望?
其實，上蒼對於陳寅恪雖然未必公平，但也未必絕情，他沒有把全部不幸都加在陳寅恪一人身上，讓他徹底淪爲悲劇人物。
陳寅恪在那個時代選擇了他唯一可以自我實現的職業即學術生涯，他的知識在學術生涯中得到了比較充分的顯示。
那一部部學術論著儘管未必被人理解，但至少可以在他身後讓人記住他的存在，雖然哲人已逝，畢竟哲思猶存。
陳寅恪在生活中還有一位善解人意的妻子，他的夫人唐篔不僅是他的生活伴侶，更是他的精神依託。
很多人覺得私生活對一個陳寅格式的學者來說無足輕重，似乎了不起的學者可以捨棄一切瑣事而專注於學問。其實，對於一個學者尤其是對於一個像陳寅恪這樣一生負氣半世淒涼又衰殘眼枯的人來說，這也許是他平安地活下來的重要條件。
一個思想上極端理性化，而心靈中極端感情化的人常常不能自我調節情緒，因而心底鬱積的情懷往往成爲一個解不開的死疙瘩，這時身邊的妻子就成了平衡他心理的重要因素。
在陳寅恪身上演出的一場令人唏噓的悲劇，究其原委，一半兒在外，一半兒在內。
他總是希望自己能有一個足夠廣闊的自由空間伸展自己的懷抱，而當時代和社會根本沒有給他半點羊角旋風供他鯤鵬展翅九萬裏的時候，他感到了深深的悲哀。
那個時代知識分子心靈深處，有一種無計排遣的悲哀。這也許是作繭自縛，也許是自尋煩惱。
可是，“入山浮海均非計，悔恨平生識一丁”，但凡人一識字，又有誰能逃脫這命運之網的糾纏和悲劇心靈的籠罩呢?
知識分子有三個境界：一是學識，二是見識，三是膽識。
論學識，陳寅恪先生被稱爲“近300年來第一人”;論見識，陳寅恪先生是“中西新舊各種學問統而論之”的塔尖;論膽識，陳寅恪先生一身風骨，一生踐行“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
因此，如果談到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塔尖上的人物，當然應推陳寅恪——沒有人格的獨立，哪有獨立的精神?沒有意志的自由，又何來自由的思想?
但是，這樣的人格，豈能逃過那年的風霜?1969年10月7日，陳寅恪先生含冤而逝，遺囑沒有一個字，彌留之際，他一言不發，只是眼角不住地流淚。此後，陳寅恪被遺忘了幾十年。
一生負氣成今日，四海無人對夕陽。先生已逝半個世紀，惟願他的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能永久傳承。
然而，陳寅恪先生的“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不但體現在其一生爲人行事中，更是寄託於自己一生的爲學之中。先生的作品哪怕是學術論著，也絕不能僅以學術視之。
因此，傳承先生的精神與思想，不能僅僅停留在簡單瞭解其生平事蹟、逸聞趣事的層面，而是要深入其作品之中，感受其治學、爲人與爲文;從其專著、論文、書信、詩作、札記、講義等種文字中，一睹陳寅恪真正的思想與風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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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陳寅恪與夫人唐篔的詩作，致親朋、學者的書信集，是全面瞭解其思想感情和生活態度的重要作品。更收錄有其晚年自傳性質遺文、生前手定重要論文、序跋，對理解陳寅恪的人格與精神有重要價值和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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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寅恪治學寫作生涯橫跨民國到新中國，聲譽遍及兩岸三地，加上作品涉及多種類型，因此，由於時代問題和歷史原因，出版時間先後不一、發行地點各不相同(如《論再生緣》雖寫於大陸，卻長時間無法出版，於特殊年代輾轉流於香港首版);其詩集更是因動盪後散失，經多方蒐集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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