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辛成評《自由的技術》：技術如何定義“自由”

一本名爲《自由的技術》的學術著作，可能是關於什麼的?是科技脫離了道德繮繩的野蠻生長，還是越來越快捷的交通和越來越迷你的地球?如果不瞭解作者的成長經歷與學術軌跡，誤會恐怕在所難免——伊錫爾·德·索拉·普爾(Ithiel de Sola Pool)，是上世紀美國重要的政治學者之一，多種新式研究方法的先鋒。獨特的學術經歷塑造了獨樹一幟的世界觀與知識觀，因此，要評析這本來自四十多年前的跨學科經典之作《自由的技術》，得先從普爾的身世說起。

普爾的學術經歷與興趣

普爾出生於1917年，父親是猶太教神職人員，是當地教區的負責人，母親也是猶太教神職人員的後裔。普爾青少年時期在紐約市的精英學校菲爾德斯頓文理學院(Ethical Culture Fieldston School)就讀，菲爾德斯頓是創立於1878年的新式學校，在學業之外更強調德育、美育與勞動的結合，是後來所謂“進步教育”的代表。普爾之後分別於1938年、1939年和1952年在芝加哥大學取得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其家庭背景和教育經歷可謂精英中的精英。

二十世紀前葉是美國人文社科領域劇變之期，這對普爾的治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首先，此一時期見證了社會科學這門新興學科在美國的出現。1929年，曾任耶魯大學法學院教務長的羅伯特·梅納德·哈欽斯(Robert Maynard Hutchins)以三十歲的驚人年齡出任芝加哥大學校長。直到1951年退休，幹勁十足的哈欽斯無懼爭議，將自己的教育理念全身心地灌注到了對芝加哥大學教育體系的改革之中。哈欽斯反對專業過度細分，將全校各院系都納入四大“書院”的框架之下，注重跨學科成績考察;他鼓勵本科生及早接觸博雅教育，引入“鉅著”研修制度，不認可求職爲上的價值導向。儘管後來芝加哥大學沒有延續改革思路，但哈欽斯在任期間，芝加哥成了美國社會科學傳統的濫觴之地，想必是得益於創新的培養計劃和深沉的人文關懷。普爾求學時恰逢芝大教改高潮，故而心中不存畫地爲牢的學科概念。社會科學，顧名思義，就是十八般科學方法都能用於解析社會。《自由的技術》大有“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的意味：一會兒說科技，一會兒談歷史，一會兒摳法律，一會兒講判例，初讀難免有狷介狂放之感，這是因爲我們今天所熟悉的學科思維在普爾這裏是沒有的。

其次，第二次世界大戰。說二戰塑造了美國的“民族品性”毫不爲過，普爾的大學時光與二戰高度重合，二戰也一樣塑造了他的“學術品性”。在校期間，普爾參與了他的老師、著名的政治學家拉斯韋爾(Harold Lasswell)的戰時科研項目，研究納粹德國和蘇聯的政治宣傳。拉斯韋爾本身也是橫跨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精神分析、傳播學等多個領域的專家，他將政治權力解釋爲價值觀唸的滲透力，構建個體心理和羣體結構之間的政治學理解。拉斯韋爾當時對蘇德的政治人物的演講進行詞頻等量化分析，這種今天稱爲“文本挖掘(text mining)”的行爲主義研究方法在當時是先鋒性的。可以說，戰時西方各國高強度的政治宣傳爲拉斯韋爾師徒提供了絕佳的案例庫。普爾不但將對政治修辭的關注延續到了之後的學術工作中，恐怕也是在此時，他還形成了對民主觀唸的一種傳播學式的動態理解。普爾執着於傳播手段、傳播內容與社會建制的三者關係，他後來加入麻省理工學院的國際研究中心，就是研究通訊科技對全球政治的影響，在《自由的技術》一書中，無非是將關注焦點挪到了美國國內罷了。

普爾之後的主要著作體現出知識觀的逐步深化，但是由於他的知識世界從一開始就是包容性/異質性極強的，後續的著作也難免帶着“東一榔頭西一棒槌”的跳躍與隨性(甚至涉及日本流行文化等，此處不贅述)。1963年普爾與人合著的《美國商業與公共政策：外貿的政治》(American Business and Public Policy: The Politics of Foreign Trade)涵蓋了將近一千五百次訪談的內容，包含大型公司高管、國會議員、說客、記者、意見領袖等，將經濟決策和社會心理相聯繫，是理解美國商界政治的經典之作。1973年編著的《傳播之手冊》(The Handbook of Communication)和1977年編著的《電話的社會影響》(The Social Impact of the Telephone)等奠定了今天他在傳播學界的歷史地位。傳播學也成爲他最爲今人所知的專業領域，儘管他其實更像是一名政治學學者。在《電話》一書中，有作者指出電話系統在美國的發展受惠於美國較爲平等主義的社會架構，而在中央集權的法國發展得更好的則是廣播。這樣淺層的、甚至是自我陶醉的分析未必揭示真相，但卻讓麥克盧漢早在1964年就提出的“媒介即信息”得以靠上實證性的歷史研究進路;儘管這本書中只有寥寥幾篇來自歷史學家的文章，更多的是來自電話行業的從業人員，但這也使普爾的工作與技術史學科綰結。1965年時，普爾還發表了《凱撒、沙皇與計算機：危機中的信息處理》(The Kaiser, the Tsar, and the Computer: Information Processing in a Crisis)一文，文中他使用名爲Crisiscom(可譯爲“危機通”)的計算機模型，該模型中代表人類心智的決策主體既擁有代表知識存儲的儲備清單，也會根據即時流入的信息改變其注意力與態度，普爾用它模擬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七日之內開戰雙方決策與認知的變化過程，這成爲人類歷史上第一次針對地緣危機的計算機模擬。普爾“玩性”是大，但放在麻省理工學院新創立的政治學系，這樣的文工融合又似乎名正言順，更不要說普爾本身就是這個新機構的創系主任了。

普爾是1984年3月11日離世的，根據友人回憶，儘管罹患絕症，但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天，普爾仍活躍在校園裏積極地教學與科研。出版於1983年的《自由的技術》可算是他的遺作，此書既是他獨有研究進路與價值觀唸的集大成者，也天然地包含了一種望向他看不見的未來的急切，是瞭解普爾的學術觀的捷徑，也是瞭解八十年代美國學界自由主義觀唸的窗口。此書中譯本由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的胡泳、劉純懿師生團隊翻譯完成，譯者注有數百個之多，不但爲不熟悉美國政治歷史文化的讀者提供了便利，還對作者的一些疏漏和錯誤做出了勘正，可謂用心至極，爲此書添彩良多。

《自由的技術》的結構與主旨

所謂“自由的技術”，指的是與自由表達相關的技術，亦即通訊技術。由於成書於上世紀八十年代，普爾探討的主要是印刷、電報/電話、廣播這三代通訊技術，並沿着對此三者的分析脈絡，初步辨析了有線電視和電子出版這兩種新興技術與前代技術的異同，從而對通訊科技未來的趨勢做出預測，爲監管劃定原則。此書分爲九個章節，透過標題的噱頭看本質，主體內容可分爲三個板塊：(1)三代通訊技術的發展簡史與隨之出現的社會現象，譬如交叉所有權;(2)三代通訊技術與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的碰撞，探討不同代際的技術特徵如何影響甚至決定了審查方式，尤其是一些關鍵判例的深遠影響;(3)有線電視和電子出版的新動向，它們從何種意義上繼承/解決了前代技術的問題，又從何種意義上帶來了新挑戰。

此書第一板塊由第二、三章構成，從亞洲的活字印刷術到古騰堡，快速切入歐洲的審查制度。早期教廷採取禁書目錄和許可證制度，後來選擇更爲便捷且有利可圖的印花稅，而美國則通過憲法拒斥了歐洲的審查傳統。不但如此，當造紙原材料緊張的問題憑藉新技術得以解決之後，美國國會還在1852年降低了書籍雜誌的郵費，讓大衆媒體大衆化，政府則通過郵政系統的專營權獲得經濟利益。但是隨着電子手段的興起，原本受到第一修正案明確保護的印刷出版公司頻繁進入需要政府監管的領域，而且媒介之間的界線消失，AT&T(電報/電話)和IBM(計算機)之間也可能競爭。普爾追溯了這一歷史變化過程，電報和電話，電話和無線電，國內傳輸和國際傳輸，整體趨勢都是融合，從而出現“交叉所有權”現象，亦即一家公司擁有不止一代通訊技術控制權，呈現出壟斷姿態，威脅公共利益。普爾認爲，新舊技術同屬一家公司，催生了監管的盲區——到底該不該用保護印刷業極大自由的第一修正案去管電信、廣播和電子出版業?普爾認爲，電子手段的擴散對自由的維繫“產生了事與願違的後果”。

於是來到第二板塊，本書的第四、五、六章，也是全書最能體現學術風格的環節。依據普爾的經驗主義研究方法，談概念衝突沒有意義，迴歸到具體的時代、具體的技術、具體的判例，纔有據可循。首先是印刷業，普爾逐一梳理了關鍵判例，並分析了涉及事前審查、“明顯而即刻的危險”、“公共利益”、商業領域言論是否受第一修正案保護等關鍵評判標準的形成因由。譬如，淫穢言論不具有社會重要性，是情緒化的而非一種觀點的陳述，不受到第一修正案的保護，所以是不能隨便瞎說的，但是如果把“具有社會重要性”的信息嵌入淫穢內容之中呢?是否就將受到憲法保護?普爾稱，1957年的判例儘管是反對淫穢言論傳播的，卻事實上爲色情作品打開了大門。又比如，誇大實際效果的廣告宣傳，是不是受到第一修正案的保護?六十年代時由於小販拿着小冊子上門兜售大行其道，威脅社區生活，所以法院傾向於將商業領域的言論移出保護範圍，從而禁止上門兜售行爲本身，但這一結論卻在1976年被一起醫藥廣告案中的裁決推翻。普爾認爲，不是印刷業是否受到保護的問題了，而是隻要與印刷相關，所有的言論都能找到被庇護的由頭(儘管百業千行路子各有不同)，這就與之後的通訊技術產生了鮮明反差。

在隨後的第五、六章，普爾進一步回溯了電信、廣播技術與第一修正案之間的摩擦。儘管沒有明確指出，但是普爾在這裏高亮了“技術形態”的關鍵作用。譬如，電報和電話的體系搭建都繼承了郵政系統，因爲1866年的《郵路法》賦予了相關公司以特權，爲的是快速促進電報系統發展，但電報電話卻遠不如郵寄的印刷物“自由”——政府會向電報電話徵收特別稅費，印刷行業則是自建國起便是豁免的。可見同樣是通訊技術，政府的態度卻更傾向於認爲電信是基礎設施，而非其所傳遞的信息本身。值得注意的是，正因爲郵政系統和電信系統都是具有極強公共性的基礎設施，所以1921年俄亥俄州的一起判例中，儘管當地是以兩家公司會造成生活不便爲由拒絕向意圖加入競爭的新公司發放許可的，但卻事實性地爲電信公司的相關壟斷提供了法理依據。至於無線電廣播，普爾認爲是頻段稀缺的問題迫使政府不得不進行監管，只給特定對象發放許可證，以免幹擾關鍵軍用信道。這種審查的傳統卻在稀缺問題得到解決後遺傳下來，不斷引發法理爭議，最終形成的博弈結果是：“政治官員儘管不願幹預單個廣播臺的行動，實際上卻決定了美國公衆想要的和應該接受的廣播類型。”

在第三板塊，普爾開始通過有線電視和電子出版這兩項當時最新鮮的通訊技術展望未來，此前判例積累起來的“印刷業”和“公共運營商”這兩種法律身份，也開始成爲新興媒體角逐的目標。電視與有線電視的差異是巨大的，因爲電視作爲無線傳播，使用的是政府配給的稀缺頻譜，但有線電視卻並不是，所以適用於廣播的管理並不適用於有線電視，這讓其在起步時就獲得了設計多元內容的動力與空間。不過，有線電視公司猶嫌不足，1981年時，它們甚至想通過一則法案獲得區別於“公共運營商”的地位，也就是：離開電信當年的法律定位，徹底變爲電子化的“印刷業”，這樣就能獲得第一修正案所賦予的更大的自由，甚至還能禁止任何一級政府實施強制准入制度和費率監管。電子出版也在爭取相似的定位，那就是更接近印刷業，更遠離電信廣播。普爾認爲，“電子信息系統與印刷媒介屬於統一業務……使數據網絡和存儲設備受制於先前電子媒介的法律先例，而不是印刷法的先例，其後果將很可怕”。在他所能見證的時代裏，這些試圖讓電子媒介迴歸其信息傳輸本質而非基礎設施的努力總是不斷受挫。遺憾的是，普爾對當時互聯網的理解還不足以支撐他的想象力來到今日之境：在一個用戶生產內容佔據主導的時代，在越來越多的槍殺和恐怖襲擊被當作流量熱點被直播出來的時代，使用者、平臺和立法者都在看向唯一的解法——限制言論的絕對自由是絕對必要的。

綜上所述，普爾提出了一種“軟性的技術決定論”：“當通信手段如印刷機或微型計算機一樣分散、去中心化且容易獲得時，自由就獲得了生長的土壤;當通信手段集中、壟斷和稀缺時，中央控制更有可能發生，大型網絡正是如此。”普爾同時也提出，技術與社會是雙向影響，動態作用，尤其是技術的形態和特殊屬性，它們決定了社會管理它的方法，也反過來塑造了技術本身未來的走向。因此，既不能將各代“自由的技術”視爲同質的，用憲法第一修正案去“一刀切”，也不能只探討技術不探討法律，把第一修正案視爲一種可以束之高閣的價值觀念。

餘論：舊書新讀的價值

麻省理工學院的社科專業基本都誕生於冷戰時期，包括國際研究中心和普爾聯合創立的政治學系。艾森豪威爾和肯尼迪兩屆總統的科學顧問都是來自麻省理工，所以在這樣一所理工學校內設置社科專業，其目的也是在於顯示科學式的社會研究能夠對長期變化做出預判，冷戰思維意味不可謂不濃厚。然而，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普爾這個初創院系的新人領導，屢屢呼籲更爲理性且中和的國際關係研究方法，其學術品格可見一斑。《自由的技術》一書是普爾這種價值觀唸的展現，雖然不夠曉暢直白，但卻理性中和，令人沉靜。

《自由的技術》是一本技術史、法律史著作，也可以是一本政治學、傳播學著作，但無論如何界定，其歷史主義、經驗主義方法論都是第一性的。普爾在書中一處提到，“並不存在一成不變的規律，變化的過程比任何規律都複雜得多”，所以他拋棄了冷戰時期美式自由的洋洋自得，也不標新立異地創造概念，忙着宣告“歷史的終結”或者“意識形態的終結”，他選擇踏踏實實鑽到事實中去，鑽到技術細節裏去，那裏有他認爲更可靠的證據。我認爲這種傾向背後可能有兩個原因。其一，普爾早期的研究讓他習慣於透過修辭話術，去看向社會動力的深層來源。其二，普爾在芝加哥大學入學之初，曾積極參與到托洛茨基主義的學生運動中去，並一度成爲學生領袖，還印發了自制的報紙和刊物，後來逐漸祛魅，返歸學術。這兩點也能解釋他的治學風格——他不喜歡在概念的層面多做停留，他喜歡更基礎的解釋，喜歡更具有行動感的方案。

作爲一個身居高位的知識分子，普爾留給世界的不是穿越時空的預言，也不是驚世駭俗的暴論，而是一次又一次超越學科界限，嚐鮮嘗新，整合多領域人才，編著了一些未能名垂青史但絕對新奇有趣的書作。在工科理科化，文科哲學化，哲學經學化的今天，所有的學問都在仰望抽象，鄙棄具體，追求更高的引用率/影響力。這時重讀《自由的技術》，會發現這樣逆行的身姿，也有它的堅定與美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