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句話說，“不關心政治的人，不值得深交”，因爲關心政治，不僅是關心個人的自由和幸福，更是關心社會的公平正義。
美國第二任總統約翰·亞當斯，則更深刻地道出了理解政治的意義：
“爲了我的孩子能夠自由地研究數學與哲學，爲了他們的孩子能夠自由地享受文學和藝術，我必須研究政治與戰爭。”
所以說，政治雖然是少數人的職業，卻應該成爲所有熱愛自由之人的副業。
然而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卻常常因爲缺少問題意識和重要性感受，使得對政治的關心走向極端、瑣碎：
有的人陷入抽象概念，離真實世界越來越遠。比如某些喜歡宏大敘事、自我陶醉的文人，他們對“民衆生命財產安全的訴求”視而不見，對“政治秩序的走向和風險”也漠不關心。
有的人被信息繭房束縛，陷入了情緒的宣泄、意識形態的對立。比如社交媒體上爭吵最激烈的話題，都是細枝末節的問題：敵我勢力、貧富差距、性別對立、海外戰爭……
因此，從人類政治秩序的演化進程中，提煉出最重要的政治問題，並形成一套最簡約的分析框架，是正確關心政治的第一步。
在千百萬年的歷史進程中，人類一切的政治困境，其實都可以聚焦於四個連貫的重大問題。並且，它們恰好對應了四位大思想家的追問和解答。
1.霍布斯問題：人類爲何需要國家?
在國家誕生之前，或是任何無政府的社會，人們既不能抵擋外來侵略，也無力懲罰暴力犯罪，所有人都活在一個弱肉強食的叢林世界。
這就是託馬斯·霍布斯在《利維坦》中描述的“自然狀態”，一種“所有人反對所有人的戰爭狀態”：社會充斥着“猜疑、掠奪、欺詐、凌辱和謀殺”，生活在其中的人們“孤獨、貧困、卑污、殘忍且短壽”。(點擊鏈接，一鍵購買收藏現代政治學奠基之作——霍布斯《利維坦》)
政治學者包剛升在《抵達：一部政治演化史》中，也表達了同樣的洞見：“國王是安全的保護者，法律的執行者和秩序的提供者。國王所代表的有效國家出現之日，纔是人類政治文明奠基之時”。
這就是所謂的“霍布斯問題”：沒有國家，就沒有秩序;沒有秩序，就沒有法律，沒有財產權，也就不會有任何公平正義、市場分工和科學人文。
每當國家轉型陷入危局，或是社會變得混亂無序，政治家、思想家的討論，都繞不開“霍布斯問題”。
2.阿克頓問題：爲何必須限制權力?
沒有權威可怕，權威的膨脹同樣可怕。“自然狀態”的難題被解決後，新的難題也隨之產生。
當君主的權力不受約束、被隨意濫用，民衆就會活在生殺予奪的悲慘境遇中。君主則是深陷濫施暴力、信任危機的惡性循環。國家就這樣墮入了統治成本高昂、“安危繫於一人”的陷阱中。
東西方的各大帝國，都曾因爲權力膨脹和濫用，導致了民不聊生、血流成河、國家敗亡的慘烈後果。
中國古人對專制的危害最有切膚之痛，發出過“碩鼠碩鼠”，“苛政猛於虎”，“興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哀嘆。從古羅馬帝國，到近現代的拿破崙、希特勒，專制暴君都是以絕對權力，將國民拖入血腥的內外戰爭。
正如英國思想家愛德華·阿克頓那句膾炙人口的名言——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點擊鏈接，即可購買“最博學的劍橋思想家”——阿克頓作品集)。因此，任何人都不該對權力懷有“絕對美好”的期望，去無限制地美化、壯大權力。
包剛升在《抵達》一書中指出，所謂“阿克頓問題”，就是對“人類爲何要限制權力”的追問和解答：人類需要國家，但是國家權力越強大，其危害就越大;越是受困於強大統治的地方，就越繞不開“阿克頓問題”。
3.洛克問題：如何有效地限制權力?
“阿克頓問題”讓人們清醒地意識到，“必須限制權力”。於是，“如何有效地限制權力(如何建立一個有限的政府)”，就成了人類最重要的政治問題。
英國思想家約翰·洛克，首次提出了“有限政府”的構想：以憲法限制政府及立法機構的專屬權力，保障公民的個人權利，特別是生命、自由和財產;無論是限制公權還是保障私權，其核心都是以“分權制衡”施行法治(參點擊購買“讀懂洛克文明底線三書”)。
“限政法治”意味着，政府的權力(power)必須是有邊界的、受法律約束的，“法無許可皆禁止”。相對的，公民的權利(rights)則應該是“法無禁止皆許可”。
但是，當我們面對的是壟斷了軍隊、警察、經濟、司法、宣傳、教育的國家，任何質疑、分化絕對權力的言行，都可能是危險的、徒勞的。
正如包剛升在《抵達》中回顧的：在“如何限制權力”的古老命題上，人類流血犧牲最多，過程也最爲艱難曲折。
英國在建立有限政府之前，歷經了內戰、獨裁、復闢等多次血腥的動盪。美國則是經過戰爭、分裂、制憲、黨爭等危機之後，其限政法治才逐漸落地。
除了英美，各國限政轉型的過程更加艱險。文化傳統、國際局勢、偶然事件等等都可能使其夭折。
法國在大革命後經歷了恐怖、混亂、軟弱的兩個世紀。德國、日本則是經歷了慘烈的戰敗，才勉強實現了有限政府。東歐、拉美各國更是普遍從“半法治”的路上，退回了強人政治。中國從清末開始，100多年過去，有限政府的進程也一言難盡……
所謂“洛克問題”，就是“如何限制國家權力”的問題。儘管人類已經有了分權制衡的方案，但很多國家要實現有限政府，前路依舊漫長。並且，越是法治傳統薄弱的地方，“洛克問題”就越突出。
4.托克維爾問題：如何防範民主的弊端?
約束權力的“政治發明”，除了限政，還有民主。
19世紀法國思想家亞歷克西·托克維爾，以《論美國的民主》塑造了“民主”在現代人心中的正面形象：民主可以通過公平選舉、市民社團和輿論監督等方式，有效地制約公權力;民主將使美國成爲超級大國，並擴散到全世界。(誠摯推薦《論美國的民主》獨家典藏·皮面大開本)
但是正如包剛升在《抵達》一書中指出的，現代人太熱愛民主，以至於常常忽略托克維爾關於民主的警告：
“一人一票、毫無門檻”的民主看似誘人，卻天然具備仇視精英、享樂主義、政治對立、社會原子化等弊端;民主最大的危險是，當“多數派”變成絕對權威，民主很容易被寡頭操弄，走向“多數人的暴政”。
古希臘公民大會、法國大革命時期，都曾以“民主表決”的方式濫殺無辜、剝奪人&權，這就是“多數人暴政扼殺少數人權利”的前車之鑑。
在當代，民主導致了西方的福利主義、種族政治、政黨極化、道德虛無，還有縱容恐怖主義和專制擴張。而專制國家則是以“民主”之名，行“1984”之實。
包剛升指出，以上種種，就是現代人最大的政治危機——當“有效約束國家”的難題解決之後，由民主帶來的“約束國家誤區”就會產生。
因此，所謂“托克維爾問題”就是：既然無法阻擋民主，那麼如何才能防範民主的弊端?
托克維爾的回答是：民主只是手段，自由纔是目的;權力無論如何產生，歸多少人掌控，都是危險的，都應該竭力限制。越是在民主神話的時代、極&權謊言盛行的國家，就越繞不開“托克維爾問題”。
這四大問題，恰好爲“如何實現良善政治”這一人類最重要的命題，提供了統一性、創造性的解釋。讀懂了四位大師的追問和解答，也就讀懂了人類政治的現實、本質和未來。
上文所述的“人類四大政治問題”，來自復旦大學政治學教授包剛升老師的新書《抵達：一部政治演化史》一書。
很多人熟知包剛升老師，是因爲他在“得到APP·名家大課”的課程。他的暢銷書《政治學通識》，在豆瓣評分高達9.0.有讀者評價：“中國最好的政治學入門讀物，沒有之一!”
而他這本《抵達：一部政治演化史》，豆瓣評分達到了9.3.有讀者評價：“中國最好的政治學進階讀物，沒有之一!政治竟然還可以這樣寫——囊括所有重要的政治問題，清晰易懂、融會貫通。”
除了對上述四大難題的梳理，本書還將“人類政治秩序的變遷歷史”區分爲兩條脈絡——國家轉型(區域性的演化)和政體轉型(秩序間的競爭)，使讀者獲得了深遠、動態的洞察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