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烏泱泱，我們讀文章。今天我要介紹的是魯迅先生1927年2月16日在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禮堂所作的演講，題目爲《無聲的中國》。
我讀的文章版本來自一本《魯迅雜文集》，這本書的扉頁上印着魯迅的一句話：“中國的國魂裏大概總有這兩種魂：官魂和匪魂。”我覺得這句話跟“無聲的中國”這個題目是很匹配的。在這個青年會禮堂，魯迅還做了另一場演講“老調子已經唱完”。這兩篇演講是同一個主張，那就是拋棄“舊文章、舊思想”，由青年們“將中國變成一個有聲的中國”。只不過百年之後，我們再去讀它們，覺得魯迅有點過度樂觀，把工作簡單化了。
比如魯迅說：“我們今後只有兩條路：一是抱着古文而死掉，一是舍掉古文而生存。”彷彿只要舍掉古文，聲音就會從我們的嗓子裏自動發出來一樣。他可能沒有充分估料到，只要官魂和匪魂不死，白話也能得和古文一樣的病，那就是使人“不能說話的毛病”。
我們不必苛責魯迅，無論如何，魯迅對於重大問題的感知能力是很強的，而他的身份歸根到底是一個文學家，有些重大問題單從文學一途是解決不了的。事實上，過去一百年裏，我們試圖用文學解決太多超出文學能力的問題，結果非但沒有解決問題，反而把文學自己弄得不成樣子。
言歸正傳。我們看魯迅是怎樣提出這樣一個問題的：“現在，浙江，陝西，都在打仗，那裏的人民哭着呢還是笑着呢，我們不知道。香港似乎很太平，住在這裏的中國人，舒服呢還是不很舒服呢，別人也不知道。”人的悲歡不能相通，自然是表達悲歡的工具出了問題。
然後魯迅說：“發表自己的思想，感情給大家知道的是要用文章的，然而拿文章來達意，現在一般的中國人還做不到。”魯迅認爲，這是由於大多數中國人不能拿起筆來寫文章的緣故。這不是他一人的意見，而是當時許多人的共同意見。如何改進我們的處境，首先要讓大多數人能讀書認字寫文章，文言文太複雜了，所以要講白話。就是這樣一個思路。
我們今天當然沒有理由去反對每個人都有讀書認字的權利，但也要承認，能讀書認字與能獨立思考是兩碼事。魯迅不是一個很好的思想家，他的長處在於感受與表現，但在剖析問題根源的時候，會失之於粗線條。比如他講白話的好與古文的壞，就喜歡把兩者塗抹得像戲臺上的紅臉和白臉似的。
在這方面，弟弟周作人就比他要冷靜客觀不少。周作人在《中國新文學的源流》裏，把民國以後的新文學運動放置到中國文學史的長河裏去考察，他說：“中國文學始終是兩種互相反對的力量起伏着，過去如此，將來也總如此。”這兩種力量，一種是“詩言志——言志派”，一種是“文以載道——載道派”，中國文學史就像一條彎曲的河流，“從甲處流到乙處，又從乙處流到甲處。遇到一次抵抗，其方向即起一次轉變。”他把民國的新文學運動上溯到明末的新文學運動，就是公安派的“獨抒性靈，不拘格套”。像一條地下河，現在又湧出來了。這個分析方法，就科學多了。
魯迅的長處在於，他能把衆人皆知的問題說得痛快淋漓，並且能夠用高超的藝術手段表現出來，讓我們無法忽略無法忘懷。
比如他在這篇演講裏說“我們受了損害，受了侮辱，總是不能說出些應說的話。”把責任全推給古文，我覺得是不客觀的。但這個現象是毋庸置疑存在的。對此現象表現得最深刻動人的文學作品，也出自魯迅自己的手，如《野草》《狂人日記》《阿Q正傳》。
比如《野草》裏的《秋夜》，大家現在把開頭的兩株棗樹變成了一個梗，但這篇文章寫的是人在被社會排擠到無力介入現實的角落裏之後，會陷入怎樣一種失語的境地：“我忽而聽到夜半的笑聲，喫喫地，似乎不願意驚動睡着的人，然而四圍的空氣都應和着笑。夜半，沒有別的人，我即刻聽出這聲音就在我嘴裏，我也即刻被這笑聲所驅逐，回進自己的房。”每次讀到這裏，都感覺頭皮發麻。
再比如《阿Q正傳》，要是把阿Q當成一個與我們無關的丑角，甚至當成互相攻擊的標籤，那真是太遺憾了。1925年，魯迅爲《阿Q正傳》的俄文譯本撰寫了一篇序言，說出了他是以怎樣一種心情寫這篇小說的：
“我們的古人又造出了一種難到可怕的一塊一塊的文字;但我還並不十分怨恨，因爲我覺得他們倒並不是故意的。然而，許多人卻不能借此說話了。加以古訓所築成的高牆，更使他們連想也不敢想。我們現在所能聽到的，不過是幾個聖人之徒的意見和道理，爲了他們自己;至於百姓，卻就默默的生長，萎黃，枯死了，像壓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樣，已經有四千年!
“要畫出這樣沉默的國民的魂靈來，在中國實在算一件難事，因爲，已經說過，我們究竟還是未經革新的古國的人民，所以也還是各不相通，並且連自己的手也幾乎不懂自己的足。我雖然竭力想摸索人們的魂靈，但時時總自憾有些隔膜。在將來，圍在高牆裏面的一切人衆，該會自己覺醒，走出，都來開口的罷，而現在還少見，所以我也只得依了自己的覺察，孤寂地姑且將這些寫出，作爲在我的眼裏所經過的中國的人生。”
他不是要簡單地諷刺誰、挖苦誰，而是要寫一顆“沉默的國民的魂靈”出來。魯迅期待“圍在高牆裏面的一切人衆”覺醒，走出，全都開口說自己的話。我們先看阿Q是怎樣被侮辱被損害卻無話可說的。
小說結尾，阿Q被捉住拉進衙門受審的時候，膝關節不受控制地寬鬆，跪了下去。坐在大堂上面的光頭的老頭子“沉靜的清楚的說”：“你從實招來罷，免得喫苦。我早都知道了。招了可以放你”，長衫人物也大聲說：“招罷!”
注意，老頭子說話是“沉靜的清楚”的，長衫人物說話是“大聲”的。阿Q是怎麼說話的呢，“我本來要……來投……”是糊裏糊塗、斷斷續續、唯唯諾諾的。
阿Q就這樣不明不白被定罪了。宣判的時候，一個長衫人物拿了一張紙，並一支筆送到阿Q的面前，要將筆塞在他手裏。阿Q這時很喫驚，幾乎“魂飛魄散”了：因爲他的手和筆相關，這回是初次。
這些細節都是有寓意的。長衫人物讓阿Q畫押，阿Q說他不認字，長衫人物說便宜他，讓他畫個圓圈。阿Q很想把圈畫得圓，因爲生怕別人笑話，但最後還是畫成了瓜子模樣。要被問斬的時候，老頭子很和氣的問道，“你還有什麼話麼?”阿Q一想，沒有話，便回答說，“沒有。”
遊街的時候，阿Q說出了半句話：“過了二十年又是一個……”圍觀的人羣裏傳出一聲“好!”。阿Q看向這些喝彩的人們，心裏想到的卻是四年前遇見的餓狼的眼睛。他在這些人的身上看見的仍是狼眼睛，這些眼睛連成一氣，在那裏咬他的靈魂。阿Q想要喊一聲“救命”，然而沒有喊出來。
魯迅筆下寫過很多不能說話、不會說話的小人物。你會發現，弱者總是不擅表達的，他們的話語和尊嚴一起被榨乾了。而強者哪怕在說謊話的時候，也可以做到平靜坦然，詞彙豐富，語法完整。
沉默是有代價的。說話吧，可能說話就夠了。魯迅在《無聲的中國》裏繼續呼喚：
“我們要說現代的，自己的話;用活着的白話，將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說出來。”
“青年們先可以將中國變成一個有聲的中國。大膽地說話，勇敢地進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開了古人，將自己的真心的話發表出來。——真，自然是不容易的。……但總可以說些較真的話，發些較真的聲音。只有真的聲音，才能感動中國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須有了真的聲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
我們今天要做的，大體也是如此。大膽地說話，勇敢地進行，哪怕不能說完全真的話，總可以說些比較真的話，發些比較真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