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舍選集》自序中，老舍先生談到：
“在祥子剛發表後，就有工人質問我，祥子若是那樣的死去，我們還有什麼希望呢?我無言以對。”
1945年，《駱駝祥子》被美國譯者伊·萬金翻譯成英文出版。爲了照顧美國讀者的心理，將原本故事的黑暗結局刪去，改爲了美國式的大團圓。新中國成立後，老舍先生自己也對原本的故事進行了淨化，將結局的第24章全部刪去。
可見，同一時期，不管是國內國外，似乎都認爲這個老實“農民工”，被社會徹底改造爲“流氓無產者”的故事，太過消極。
但隨着時間的推移，一代代底層打工人依舊能在祥子身上找到自我命運的映射，能從其中尋得個人精神的悲劇共鳴之時，我們才發現也許老舍先生的《駱駝祥子》並不止於批判萬惡的舊社會，並不止於批判落後的國民性。
也許，他想說得更多。
01.個人主義的末路鬼，城市生活的寄生蟲
首先，讓我們先來快速回顧一下《駱駝祥子》的故事。
失去了父母和幾畝薄田的青年農民“祥子”，十八歲就離開了鄉村來到城市討生活。帶着鄉間小夥子的足壯與誠實，凡是以賣力氣就能喫飯的活，他幾乎全做過了。
在這個過程中，祥子找到了自己的人生理想，擁有一輛屬於自己的洋車。
“車能產生烙餅與一切喫食，它是塊萬能的田地…一塊活地，寶地。”
爲此他省喫儉用了三年攢下一百塊錢，買下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輛車，成爲了心心念唸的“獨立勞動者”。
可好景不長，剛過了半年的舒服日子，祥子就被逃兵連人帶車一起擄走了。在逃亡的過程中，祥子丟失了自己的愛車，只牽回了三匹駱駝。數年的努力頃刻間化爲烏有，空留下個“駱駝祥子”的外號。
此時的祥子並沒有灰心，又開始重新攢錢，根深蒂固的小農思想促使他，即拒絕了劉四主動借錢給他買車的提議，也拒絕了高媽給他的放貸、儲蓄和起會的建議。老實的祥子搞不懂城裏人這些來錢的手段，也不想懂。在他看來“好漢不求人”，什麼都沒有靠自己雙手掙來的踏實。
可這一次，還沒等他買上車，就又遭遇了孫偵探的詐騙。他以“抓亂黨”的名義，將祥子的積蓄敲詐一空。
就在祥子心灰意冷之時，他又遭遇了老闆劉四爺的女兒虎妞的騙婚，稀裏糊塗地成了“偷娘們兒的人”。
雖然婚後，祥子靠着虎妞的私房錢買了輛“二手車”，但他心裏卻非常彆扭，自己掙扎半生卻離勤勞致富，自給自足的人生理想越來越遠，成了個喫軟飯的“奴隸”。
本想着，就這麼得過且過，過完一輩子也不錯。可偏巧老天連這點簡單的幸福也要奪走，虎妞難產而死。家無餘財的祥子只得再次將車賣掉，爲虎妞張羅喪事。而後，祥子真正心愛的女人小福子，也因爲被父親賣到妓院，上吊自盡。
生活接二連三的暴擊，讓祥子蛻變爲了自己曾經最討厭的人。
“他喫，他喝，他嫖，他賭，他懶，他狡猾!”
坑蒙拐騙，吸食鴉片，活得就如同行屍走肉一般。最終性病使祥子邁不開步，無法再如過往一樣拉車，只能靠着在紅白喜事上給人打雜勉強生存。一個心懷夢想，努力奮進的大好青年，徹底地墮落爲了一個個人主義的末路鬼，城市邊緣的寄生蟲。
02.所以愚蠢，所以殘忍，卻另有原因
當我們提煉一下，老舍先生爲祥子安排的三次“磨難”。
- 敗兵的掠奪所代表的“社會大環境的動盪轉變”
- 偵探的詐騙所代表的“外部偶發性的惡性事件”
- 虎妞的難產所代表的“內部偶發性的疾病災難”
我們會發現這些問題現如今依舊是懸在，無地位、無恆產的城市底層打工者頭上三柄利劍。
祥子的悲劇看似都是些偶然性事件，但其實偶然中滲透着某種必然。對於生活在城市底層的人來說，一次突然的疫情、一次突然的大行業調整、一次金融詐騙、一次家人疾病，或是趕巧不巧，出門正好碰上個神經病砍人等等，任何一點意外的變故，都可能讓過往生活的全部努力付之東流，造成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徹底崩潰。
祥子們看似和其他人一樣，走在一條“努力就能得回報”的康莊大道上，但實際上，他沒有任何抵抗風險的資本和能力。
祥子的一句“我招誰惹誰了?”，道盡了這種無力掌控自我命運的無奈和心酸。
《駱駝祥子》最大的悲劇，還並不是在於一個好人被生活逼成了流氓，而是即使祥子沒有改變，依舊堅持自我，前面也並沒有供他改變自己處境和命運的生路。
小馬兒的祖父就是祥子夢想的拉自己車的，可到頭來境況悲慘到差點餓死。二強子也是拉自己車的，後來賣了車甚至逼自己女兒下海。社會底層的個體勞動者，也許可以在進入社會初期，憑藉一時的高道德或是虛幻夢想，維持一種苦行僧式工作生活。但隨着時間的推移，無法繼續壓抑的個體慾望、身體的衰敗、夢想的破滅，都必然會讓他再次走入車伕的“轍兒”中，被不可抗拒的生活規律引向墮落。
所以我們會發現，與“批判國民劣根性”的魯迅先生有所不同，老舍先生的小說中，對底層階級更多的是帶有一種同情。
的確，這些混跡底層的人如啓蒙者們所說，粗鄙、愚昧、殘忍、毫無自制力，可這些只是表面現象。
“所以愚蠢，所以殘忍，卻另有原因。”
這些人在成爲簡單勞動力前，也是一個活生生的人，“一個車伕也應當和別人一樣的有些喫喝而外的問題。他必定有志願，有性慾，有家庭和兒女。”但祥子們的這些心理和生理的需求，很顯然無法得到尊重和滿足。
這些孤身一人來到城市的沒有家的人，在精神上需要得到安慰或者宣泄時候，往往找不到合適的對象。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只好通過一種畸形、廉價的方式。把手伸向更弱者尋求滿足。
老舍先生並沒有一味站在道德制高點對這些人進行批判，而是着力描寫在病態城市無處不在的引誘面前，這些對生活充滿了熱情和希望的下層青年他們內心的糾葛、他們的自尊和追求，是如何在被一點點消磨的。
就像現在人人都大談低俗短視頻的危害，大談“娛樂至死”“奶頭樂”。但一聊到如果消滅了短視頻，這部分空缺出來的底層勞動者們的娛樂需求，該由什麼來填補時，大部分人又閉口不言了。我們的電影電視劇中連窮人都很少出現了，更不要談專門去爲他們打造產品了。
“人把自己從野獸中提拔出，可是到現在人還把自己的同類驅逐到野獸裏去。”
他們對於政治的曲解和無知，對傳統的蔑視，對愛情的踐踏，對同階級的內卷和傾軋等等種種問題，皆根植於他們所生存的龐雜的階級環境中。在這裏崇高與卑鄙、俠義與吝嗇、真善美與假惡醜等落差巨大的現實圖景彼此糾纏不清，單靠個人力量無法與之相抗衡。
在錢理羣先生的《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中，深刻指出了《駱駝祥子》價值不僅僅在於讓人們認識二三十年代中國城市社會的黑暗圖景，更在於對城市文明病與人性關係的探討。
“一個破了產的農民如何市民化，又如何被社會拋入流氓無產者行列，以及這一過程所經歷的精神毀滅的悲劇。”
駱駝祥子好就好在結尾的破罐破摔，祥子被物慾橫流的城市所吞噬，自己也成爲了那城市醜惡風景的一部分。
不過老舍先生的同情並不意味着他的認同和接受，當祥子徹底蛻變爲現代犬儒主義者時，老舍先生毫不留情地表達了，自我對這種從頭到腳浸泡在金錢裏的利己主義的批判。
03.人人都討厭祥子，人人又都是祥子
偉大的作品常看常新。
雖然老舍先生在寫作之時後現代主義還沒有盛行，但他所創作的“祥子”墮落後的所思所想，卻和後現代社會裏的犬儒主義不謀而合。
“現代犬儒主義”聽這個名詞大家可能會比較陌生，但其實，我們自己本身就可能是一個典型的現代犬儒主義者。
簡單來說，現代犬儒主義者最典型特徵就是“陰陽怪氣”。他們即憤世嫉俗，又玩世不恭，一個人對現實社會的問題保留着部分清醒的認識，但是由於個人在社會面前無能爲力，就放棄了反抗和鬥爭，將不滿轉變爲一種不拒絕的理解、轉變爲一種不認同的接受、一種不反抗的迎合。
用齊澤克的話說，“人們對自己的所作所爲一清二楚，但他們依舊坦然爲之。”
就如同小說結尾的祥子一樣，對正統價值觀形成了一種普遍的懷疑，這種懷疑又導致了行爲上的信仰缺失、政治冷漠、及時行樂、和對現實社會的冷嘲熱諷。
但是由於他無法擺脫現代社會的物慾誘惑以及對消費主義的追求，又導致他“說一套做一套”，積極擁抱自己嘲諷的東西，這種言行不一致進一步消解了犬儒主義對現實社會的反抗，轉變爲一種嬉皮士式的認同和接受，行爲上甚至表現爲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徹底墮落。
“越閒越懶，無事可做又悶得慌，所以時時需要些娛樂，或喫口好東西。及至想到不該這樣浪費光陰與金錢，他的心裏永遠有句現成的話，由多少經驗給他鑄成的一句話：‘當初咱倒要強過呢，有一丁點好處沒有?’這句後沒人能夠駁倒，沒人能把它解釋開;那麼，誰能攔着祥子不往低處去呢?!”
而這種自我滑落在二十世紀末期。正演變成一場全人類的精神危機。
當現代犬儒主義成爲一種主流意識形態時，人們會傾向於從個人利益出現闡述和解釋一切。
例如當一個人滔滔不絕地大談愛國、犧牲、革命之時，犬儒主義者會立馬站出來指責他正從別人的犧牲中撈取好處。這樣一來，任何無產階級和勞苦大衆的團結和解放都將無從談起。所有那些過去人類所讚許的品格都在飛速向雞湯滑落，金錢成了新的普世價值，每個人成了祥子那樣的“個人主義的陌路鬼”。
所以故事的結尾，老舍並沒有安排祥子投身革命，而是爲了錢出賣了革命者阮明。
“阮明相信自己的思想，以思想的激烈原諒自己的一切惡劣行爲。祥子聽着阮明說的，十分有理，可是看阮明享受也十分可羨慕——我要有更多的錢，我也會快樂幾天!跟姓阮的一樣!他把阮明賣了六十塊錢，阮明要的是羣衆的力量，祥子要的是更多的——像阮明那樣的享受。阮明的血灑在緊貼上，祥子把鈔票塞在了腰間。”
祥子們不再相信任何“正直、誠實、道理和真理”，高調宣稱自己活明白了、活通透了、否定理想、否定信仰、否定追求、否定意義，並把所有的至高形象都拉下神壇。
他們傾向於把一切都解釋爲“謊言”，以此來合理化自己的墮落行爲。人們喪失了自己的主體理性，儘可能採取玩世不恭的態度，來爲自己的庸俗行爲進行辯護。
“這是人類的墮落，一種思想和理性的墮落。”
所以，我們會發現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駱駝祥子》在最初翻譯到海外時，譯者覺得這個結局過於黑暗了把它改成了大團圓。1951年《駱駝祥子》被收入《老舍選集》時，老舍自己也覺得結尾沒有爲“勞動者找到光明的出路”而刪去了。
可見在當時，不管是在國內還是國外，大家都還無法完全接受這種情節。
問題原因就在於，在當時，祥子們在物質和精神上雖然十分痛苦，個人奮鬥也走不通，但他們還不是沒有任何希望的一羣人。
犬儒主義和商品拜物教還未成爲主流，投身社會革命，從社會的階級解放中，實現個人翻身的出路還是許多人的共識。
而當時代變遷，墮落的、自私的、不幸的社會病胎裏的產兒、個人主義的末路鬼，堂而皇之出現在主流文化中，甚至被標榜爲一種新風尚時候，曾經被刪減的內容，重新得到人們重視，也就完全說的通了。
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當大多數的作家還在翹首期盼現代文明降臨拯救中華大地之時，老舍的眼睛已經開始緊盯現代文明精神病源。
我們喝着可樂，逛着淘寶，輕鬆愜意地在網絡上和人討論着“資本對人的異化”，然後轉頭點個外賣，好讓自己不至於餓着肚子背誦馬原，完全無視我們的這種批判也成了資本主義生活中的“無害調劑”。
從這個角度去說，人人都討厭祥子，但人人又都是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