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的力量能創造和平嗎?在這片“解放軍烈士”和“東正教聖徒”緊張對峙的土地上，我們看到了第三種存在
從代查尼再往北走不遠就到了科索沃第三大城市——佩奇，這裏同時也是塞爾維亞東正教最重要的宗教聖地，在中世紀時是東正教佩奇大總主教的坐堂所在。
佩奇大總主教修道院坐落在佩奇城外風景秀麗的魯戈瓦峽谷裏。這裏原來有羅馬、拜占庭的古教堂遺址，13世紀塞爾維亞的王公們又先後大舉營造，直到1346年在這裏建立佩奇大總主教區。這是塞爾維亞人擔任東正教地區最高教職的開始，在這以前，塞爾維亞東正教徒是受奧赫裏德大總主教(又譯“都主教”)管理的，而這個職位一直是希臘人擔任。建立佩奇大總主教區以後，就由塞爾維亞人擔任大總主教了，於是這裏便成爲塞族東正教的教權中心。其修道院的地產曾經遍佈該盆地的各處。以至於梅託希亞就因此得名。
畢竟是最高教職所在，它的修道院面積比代查尼修道院要大得多，但是院內中央的建築羣只剩下了一片殘垣斷壁的廢墟。那是在16世紀“塞族大遷徙”後被破壞的。只有東邊一座鐘樓、北邊一座教堂保存了下來，還有不少據說也是13世紀留下的古樹。教堂內壁畫比代查尼的更多，色彩依舊保存鮮豔如新，比如奈馬尼亞王朝諸王的造像，以及當時佩奇大總主教薩瓦二世葬禮的畫像等，其特徵都是拜占庭那種呆板瘦長型的風格。
另外有意思的是，不知道爲什麼在代查尼修道院裏一律都是男性修士，而佩奇的這所大總主教修道院如今是清一色的修女，當年大總主教坐鎮時肯定不是這樣的。我想，應該是大總主教帶領塞族信徒離開後，這裏荒廢了一段時間。後來塞爾維亞人捲土重來，修道院重新運轉，但已經不是大總主教座堂，而用作女修道院了。
據說由於這裏都是修女的緣故，對訪客的來歷格外謹慎，門外的北約士兵需要向內通報，修女們可以根據來訪者的姓氏和國籍有權決定是否接待，阿爾巴尼亞姓氏的人就會被拒絕接待。可能是我們所持的護照和亞洲面孔不存在類似問題，很順利地就進來了。需要說明的是這裏不像代查尼那樣有路障、軍車和士兵，只是有人把門而已，沒有德坎那樣的肅殺氣氛。
當年，這裏曾經是塞爾維亞人的精神寄託和“宗教首都”。在1398年科索沃原野戰爭以後，整個塞族地區被土耳其奧斯曼帝國統治。那位聖徒大公拉扎爾與土耳其蘇丹以死相搏同歸於盡，他的夫人攝政後卻立即投降了土耳其，把女兒送進了殺父仇人的後宮，兒子成爲殺父仇人的諸侯並倒戈爲奧斯曼攻打基督教的匈牙利。塞爾維亞獨立的世俗政權不存在了，但是奧斯曼實行相對的宗教寬容政策，使塞族人的教權在這裏還保留着自治，於是塞爾維亞東正教徒就向這裏聚集，團結在佩奇大總主教的周圍，維持了約二百多年的土耳其政治統治下的教區自治。
到了17世紀發生了奧地利、匈牙利與奧斯曼帝國之間戰爭，即又一次基督徒與穆斯林的較量。佩奇大總主教號召塞爾維亞人聲援奧匈基督教軍隊與土耳其人抗爭，與異教徒作戰。後來奧匈軍隊戰敗退走，由於懼怕土耳其人報復，當時的佩奇大總主教率領所在地的塞族東正教徒離開此地，隨着基督教軍隊一起撤離，一直北撤到匈牙利境內。
這次塞族大遷徙在塞爾維亞歷史上具有悲壯深遠的影響，被稱做“塞爾維亞人的長徵”，是塞爾維亞歷史上不得不提的又一個重大歷史拐點。塞族人大量撤走後，阿族人進入，連同以前在此的阿族，人口比重明顯上升，從此成爲這裏的主要居民。
在上世紀90年代的科索沃危機中，塞爾維亞的米洛舍維奇政府也正是以科索沃原野會戰、以佩奇大總主教區的被迫撤離作爲動員手段的。他強調科索沃地區是塞族人的精神家園，強調要不惜一切代價奪回科索沃。
塞族政府經常教育民衆的一個例子就是以色列，說他們在兩千年後仍能奪回家園，憑的就是永不放棄的宗教信念，而塞人的家園失去不過600年，佩奇大總主教長徵不過300年，儘管1990年塞族人在科索沃只佔10%左右，但他們必須是這裏的主人。由此產生的結果大家是知道的，最後斷送了塞爾維亞在這裏的控制權。
科索沃戰爭已經過去近20年了，又有一些塞族居民在戰爭中北遷離開了這裏，整個科索沃境內的塞族居民比以前更少了，但是科索沃東正教修道院仍然在堅持，我們很感慨，這是一種信仰的堅持，但願這種信仰的力量不至於導致信仰的戰爭。
那麼，信仰的力量能創造和平嗎?就在這片“解放軍烈士”和“東正教聖徒”緊張對峙的土地上，我們看到了第三種存在。這就是如今在科索沃有着巨大影響的特蕾莎修女和她的事業。
我們經過的賈科維察市地圖上顯示這裏如今的幾條主要街道：地拉那大街、斯坎德培大街和特蕾莎修女大街，其實科索沃的主要城市，包括普里茲倫、佩奇和首都普裏什蒂納今天幾乎都有這樣的街名。
地拉那、斯坎德培當然是阿爾巴尼亞人的民族符號，而特蕾莎修女大概是今天世界上最知名的阿爾巴尼亞族人，但那就不僅僅是個民族符號了。今天中國人知道特蕾莎修女的也很多，但這個名字使人想起的恐怕很少會是阿爾巴尼亞，而是大愛、慈善與和平。
特蕾莎修女，原名艾格尼斯•貢恰•博加丘(Agnes Gonxha Bojaxhiu)，1910年出生於當時奧斯曼帝國斯科普里的阿族區，斯科普里現在是馬其頓首都，當時卻是帝國科索沃省省會，她的父親是從普里茲倫遷居到那裏的，父母都是阿爾巴尼亞族，家中說阿爾巴尼亞語，所以說她是科索沃阿族人毫無問題。當然，當她成爲終生侍奉上帝造福世人的特蕾莎修女後，族屬和家鄉已經不能說明什麼，但桑梓同胞今天都以她爲榮。
除了到處都有特蕾莎修女街外，斯科普里有她的故居博物館，普裏什蒂納、普里茲倫和賈科維察有特蕾莎廣場，在梅託希亞這個到處是穆斯林烈士像的地方，天主教徒和平天使特蕾莎塑像也幾乎每城可見。連阿爾巴尼亞首都地拉那機場，如今也叫特蕾莎修女國際機場。總之，在科索沃、馬其頓和阿爾巴尼亞，各地的阿族都認她爲本族的偉人。
特蕾莎修女出生在阿族天主教家庭，但她幼年所住的社區多爲穆斯林和新教徒。成爲修女後她奔波在世界各地的貧民窟、戰場與疫區，尤其是大半生實際都在印度加爾各答的貧民窟度過，服務對象是印度教和穆斯林窮人，包括許多連親人都嫌棄的麻風、霍亂病人。因此她最後獲得的尊稱是“加爾各答的聖特蕾莎修女”。她的工作場所和服務社區被人拍成紀錄片放映後，在感動無數人的同時卻有個居住在英國(!)的“反殖民主義的印度愛國者”大聲譴責，說爲了宣傳她而把印度說成似乎到處是窮人和貧民窟，是出於西方偏見而故意抹黑我們幸福的印度!
然而正是印度政府和印度人民給予了特蕾莎修女以極大的尊敬和榮譽，在教會給她的尊稱前加上“加爾各答的”正是出於印度人的願望。她去世時，印度政府還爲她舉行了只有總統和總理纔有資格享有的國葬。
1979年她榮獲諾貝爾和平獎，好不容易被動員放下工作去挪威領獎的她卻提出要主辦方取消頒獎宴會，把舉辦宴會的錢用來救濟印度窮人，她不僅把獎金全部捐給了濟貧基金會，甚至當場拍賣了自己的獎牌，把所得也盡行捐出。有人說“任何榮譽與所得如果不能直接變現爲窮人的受益，對她都毫無意義”。……
今天在科索沃，尤其在梅託希亞，遍佈着“解放軍烈士”和“東正教聖徒”的紀念地和標誌，這兩者應該說都體現了崇高的精神，但這兩種精神卻又常常嚴重衝突，而且嚴重到造成災難。那麼，人們應該回歸犬儒嗎，應該躲避崇高嗎?看到人們在給同樣遍佈科索沃的“異教徒(對東正教和穆斯林而言)”特蕾莎標誌致敬，我覺得這個願景並不是渺茫的：有一種崇高能夠化解“‘崇高’之間的衝突”，這就是在信仰自由、宗教包容和世俗民主制度安排下的那種博愛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