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波黑相比，這裏的外援似乎更加多元：美國援助修復羅馬城堡，歐盟援助修復賈濟穆罕默德巴夏公共浴室，土耳其援助修復希南巴夏清真寺，聯合國援助修復我們的聖母東正教堂……國際社會爲這裏做的真是不少了。
自駕遊前南斯拉夫系列之二十一
初觀普里茲倫，一個印象是90年代發生的那場戰爭痕跡依然沒有消散。城市裏有很多阿族抗塞英雄的雕像。
沙德萬廣場噴泉的東邊就豎立着一個阿族科索沃解放軍的雕像，旁邊立着阿族的黑鷹紅旗和一塊“貝裏沙”題名碑，由於黑鷹紅旗是阿爾巴尼亞國旗，貝裏沙又和90年代阿爾巴尼亞第一個非共產黨總統同名，原來還認爲是那個貝裏沙總統爲雕像提名呢，後來仔細一看，這個貝裏沙就是像主，他是“科索沃解放軍”的戰鬥英雄，在一次戰鬥中英勇犧牲。碑上刻着“民族英雄切瓦特. 貝裏沙，1961-1998”，旁邊刻的是他的豪言壯語：“我在這裏，在爲祖國自由而戰的最前沿向您呼喚，要爲自由而奮鬥和犧牲!”
他有怎樣的事蹟?後來上網一查，網上的帖子五花八門。其中有一個帖子可能是塞族人貼的。說這個所謂的戰鬥英雄只不過是一個被軍警擊斃的罪犯。顯然阿塞雙方的評價相反，民族衝突下留下的陰影還依舊可見。
貝裏沙應該是個基層的戰士。比他更有名的雕像有的是。走到河對岸新城的大街上就看到一個更大的科索沃英雄紀念碑。是科索沃解放軍著名知識分子領導人列姆吉. 阿德馬伊的雕像。阿德馬伊於1952年6月3日出生於普里茲倫附近的鄉村，他被描繪爲科索沃阿族解放的“愛國者，理論家，戰士和最傑出的指揮官之一”。
據資料介紹，阿德馬伊作爲學者和作家，寫過劇本《過程》、《花》等。他自1979年在德國斯圖加特留學期間就開始參加阿族反對派。前南晚期，他於1985年在意大利被警方根據南斯拉夫情報部門的要求拘捕並引渡回南，作爲政治犯被判刑6年。出獄後參加阿族政黨，在“平行社會”時期(1992-1997年科索沃原共盟政府被米氏罷黜，但塞族管制體系又不能提供公共服務，而由阿族影子政府“非法”自治的時期)，他積極參與阿族影子政府的工作，組建“特蕾莎修女”慈善協會、人權和自由保護協會、希波克拉底委員會(公共醫療組織)和阿族學校等公共服務機構。戰爭爆發後，他投筆從戎，最早參加了“科索沃解放軍”。
1998年7月4日他被任命爲科索沃解放軍普里茲倫地區司令，“取得過許多戰役的勝利”，並進入“科解”總參謀部，當年8月15日在從總參謀部回戰區的途中遭遇襲擊“英勇犧牲”。
阿德馬伊的塑像戴着斯文的眼鏡，披着軍大衣，配有體現指揮員身份的望遠鏡和手槍帶，形象十分“高大上”。他的身後豎着一排旗幟，除阿族山鷹旗和“科解”軍旗外還有科索沃的官方國旗和普里茲倫市旗，顯示他的地位與貝裏沙不一樣，他是現時科索沃官方明確尊崇的名人。在阿德馬伊雕像兩旁各有一塊碑，寫着一長串烈士名錄，提示人們這裏曾經發生過激烈的戰鬥。
作爲學者的阿德馬伊義無反顧地投入科索沃民族運動，文武雙全，最後英勇獻身，阿族資料所塑造的這形象顯然要比貝裏沙耀眼得多。後來我上網查了一下，以阿德馬伊命名的學校、醫院有7-8處之多。普里茲倫新城沿“清水河”的一條主要街道現在就叫阿德馬伊大街。
我沒有查到塞族對他的評價，但卻有個疑惑：阿族宣傳他的資料中提到他1985年在意大利被捕並被引渡回南斯拉夫是怎麼回事?在高度重視人權的西方，引渡“政治犯”是難以想象的。在西方的政治流亡者哪怕持有反西方的價值觀，要求引渡的哪怕是親西方的威權政府，只要該政府被認爲沒有達到法治和人權保障的標準，可能對被引渡者不公，這種引渡的難度也是極大的。
當年非常親西方的伊朗巴列維國王政府想要引渡流亡西方的伊斯蘭極端派霍梅尼都不可能，就算那時候南斯拉夫與西方關係不壞，意大利又怎麼可能向其引渡什麼政治犯?我想如果真的發生了引渡，那無非兩種可能：一是“非法入境”被遣返，二是合法入境但涉及什麼違反意大利法律的事，而且這種事應當與阿族的事業有關。我猜想，這位阿德馬伊或者有些私運軍火之類的出格行爲?總之，那時一些阿族反對派可能已經相當激進。阿德馬伊儘管也是阿族知識分子，但他與“巴爾幹甘地”魯戈瓦的角色是很不一樣的。
後來我發現，這條阿德馬伊大街的政治色彩確實不一般。它的西端是伊澤特貝戈維奇廣場，伊氏是前南地區又一個穆斯林政治家、波黑首任總統，也是抵抗“大塞爾維亞”的代表人物。它的東段則是我們沒有找到的那個普里茲倫同盟紀念館。它的沿途除了阿德馬伊和科索沃烈士紀念碑外，還有1912年普里茲倫大屠殺紀念碑、1910年普里茲倫同盟推出的“阿爾巴尼亞第一個總統”卡巴什紀念碑等。總之這是一條充滿阿族民族主義象徵的街道，首都普裏什蒂納似乎都沒有這樣的景觀。
普里茲倫這個地方，塞族人還是很強調的。米洛舍維奇時代，塞爾維亞說科索沃是他們奈馬尼亞王朝的古都所在，可是我看過的幾本前南時期官方歷史書都沒有這個說法。只是說奈馬尼亞王朝興起於“受洗的塞爾維亞”，後來一度發展成大帝國，首都搞在了希臘和馬其頓境內。科索沃當然也是轄境，但沒說是首都。後來發現維基百科裏也說塞爾維亞在從12世紀到1389年敗於奧斯曼帝國之前曾經有過12個“首都”，普里茲倫也是其中之一。
大約那個時代的“王朝”還是諸侯林立的，國王經常在若干領地城堡中游弋，於是就有了很多首都。但真正有名的，是科索沃原野大戰前，拉扎爾大公曾在普里茲倫駐紮，並開會討論戰鬥部署。據說米洛什就是在那次會議上提出謀刺蘇丹之計。有一幅名畫《科索沃大戰前的普里茲倫會議》就是講的這件事。
今天的普里茲倫充滿奧斯曼時期的東西，似乎見不到什麼塞爾維亞世俗王朝的遺存。當然，東正教堂例外，這裏的東正教堂不僅爲數不少，而且大都是奧斯曼征服前的遺物，比那些清真寺更爲古老。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已經被聯合國列爲世遺項目的“科索沃中世紀古蹟”之一普里茲倫“我們的聖母”東正教堂，它建於14世紀，由於距離較遠時間有限我們沒有去。距離我們住處較近的東正教場所是聖格奧爾基教堂和聖尼古拉小禮拜堂，都保存完好，但並不開放，可能是東正教徒都走了的緣故。而半山腰那座東正教堂則明顯是受到了破壞。還有一座18世紀天主教的“希望聖母”教堂及其附屬的天主教學校，則都在維修之中。
與波黑等地一樣，這裏的所有這些古蹟都在接受外援進行維護和修復。只是這裏的外援似乎更加多元：美國援助修復羅馬城堡，歐盟援助修復賈濟穆罕默德巴夏公共浴室，土耳其援助修復希南巴夏清真寺，聯合國援助修復我們的聖母東正教堂……國際社會爲這裏做的真是不少了。
從城堡下山，看到普里茲倫這個城市和科索沃的其他城市一樣，經過世紀之交的那場衝突以後還是發生了不少的變化。塞族居民比原先更少了，多元文化的色彩仍然保留下來。老城這個方寸之地三種宗教的建築並肩而立。此種現象我們在前南其他城市也看見過，但是在普里茲倫這樣一個穆斯林文化濃重的地方仍然顯得很突出。
科索沃獨立以後，爲了解決民族衝突，國際社會對科索沃做了一些要求，首先他們不能有大阿爾巴尼亞的想法，不能與阿爾巴尼亞合併。其次，他們的官方標誌中不能有刺激非阿族的圖像，比如不能懸掛阿爾巴尼亞的黑色雙頭鷹旗幟。“科索沃解放軍”的旗幟和今天的阿爾巴尼亞國旗是一樣的。即使在社會主義時期阿爾巴尼亞的國旗仍然保留了傳統的民族特徵，仍然是紅底黑色的雙頭鷹，共產黨只是在上面加了一個鏤空的黃邊五角星。中阿友好時我們常說阿爾巴尼亞是“山鷹之國”，指的就是他們旗幟上的標誌。這種雙頭鷹的旗幟最早來源於拜占庭在此地統治結束以後，15世紀興起的卡斯特里奧家族的族徽，後來成爲阿族認同的標誌性圖案。
從普里茲倫同盟開始一直到科索沃解放軍都在使用這種旗幟。獨立後前南的阿族人主張融入歐洲，同意歐洲化的種種主張，就連他們的國歌也叫《歐羅巴》，從各種方面都可以感到科索沃人融入歐洲的努力。如今他們的國旗和前南的另一穆斯林實體波斯尼亞一樣，採用歐盟的特徵，而沒有穆斯林特有的星月標誌，今天的科索沃國旗和波黑的國旗一樣，都是藍底白星鏈，不同的是波黑的九星成一直鏈，外加一黃色三角，科索沃的六星成一弧鏈，下面有一個黃色科索沃地圖。
在普裏什蒂納山鷹旗少一些，大多是官方的藍底白星旗，可是普里茲倫民間的紅底黑色山鷹旗仍然隨處可見，在很多民房外都懸掛着這種和阿爾巴尼亞國旗一樣的紅底黑鷹旗，而且越往黑山方面走這種現象就越普遍。後來我們在從普里茲倫到佩奇一路上這種情況還越來越明顯。看來要淡化民族創傷並不是一時半會兒就能做到的，官方的努力和民間的認同仍有一定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