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帕扎爾市區內店鋪密集，穿城而過的拉什卡河全部經過襯砌渠化，與兩岸的新樓羣構成不錯的景緻。老城的穆斯林古街狹窄幽深，連片紅房夾着點點白(清真)寺，充滿滄桑感。
新區的建築則很時髦，尤其是那座現已成爲地標的烏爾巴克大酒店很是搶眼，它那伊斯蘭風格的大樓有一部分就跨建在河上，拉什卡河連同濱河路都從樓中穿過，形成“水上酒店，樓下過河”的獨特景觀。我們開車往返兩次穿樓而過，心想下次如果再來，一定要在這裏住上一晚。
由於沒有重化工業污染，這條河看上去河水很清澈。河邊與大酒店隔岸相對的，就是那座伊薩科維奇總督建的奧斯曼城堡。不像烏日策、多博伊和老拉斯那些山頭要塞，這個城堡建在平地上，看上去無險可守，但卻人來人往很熱鬧，城牆內現在已經不見建築，只有一片綠地，成了帶圍牆的市中心公園，也是免費出入。這裏的前後兩座古城，山頂的老拉斯和平地的新市場(“新巴扎”)形成鮮明對比。我想當年的奧斯曼帝國確實比古塞爾維亞強大得多，所以不那麼需要據險而守吧。
前南時代的新帕扎爾和整個桑扎克地區都沒有大學。新世紀在歐洲與土耳其的資助下，新帕扎爾辦起了兩座大學：公立的新帕扎爾大學和非盈利機構辦的新帕扎爾國際大學，還有一所伊斯蘭研究院。它們都沒有圍牆，漂亮的樓房就在市區街道上。我們驅車路過了所有這三個地方。
我曾讀到一些懷舊人士說：前南時期的高校水平很高，畢業生專業、英文都很好，在歐洲很容易找工作。現在的高校水平就差了，學生也不好就業。其實中國不也這樣嗎?大陸、臺灣、香港乃至歐美，如今都出現高教普及化導致畢業生就業難的現象。大學由精英教育逐漸變成公共教育，除了少數名牌大學還被視爲精英搖籃，一般大學也就是人生必經的驛站，平均水準自然不能像過去那樣，但整個社會的文化水平還是因此提高了。對於原來沒有大學的桑扎克地區尤其如此。
由於桑扎克民族主義興起，這些新建築都帶有明顯的伊斯蘭格調。但我注意到街上的婦女戴頭巾的並不多，近來在許多歐洲國家蔓延的伊斯蘭化擔憂，至少在這個穆斯林城市還看不太出來。
說到“伊斯蘭化”，我們在前南地區的感覺與西歐很不一樣。前南解體以來，這裏的穆斯林不僅在政治上顯得比塞爾維亞人更親歐，而且在世俗化方面也沒有比其他民族更加抵制。極端宗教現象當然有，但沒有證據顯示這類現象在前南兩個穆斯林族羣中要比在塞族東正教徒乃至克族天主教徒中更多見。這當然首先是因爲面臨強大的東正教民族，這裏的穆斯林需要歐洲的保護。但另一個因素也不可忽視，那就是世俗主義土耳其的影響。
前南兩大穆斯林族羣波斯尼亞人與阿爾巴尼亞人當年都是從土耳其接受伊斯蘭教的。但凱末爾革命後，土耳其成爲伊斯蘭世界中世俗化的先鋒，反過來又向前南地區傳播世俗主義。這個現象也其來已久。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那時並沒有西方從塞族壓制下“拯救前南穆斯林”的背景，儘管王國時期的南斯拉夫也有東正教勢力壓制穆斯林的問題，但一戰後的協約國列強總的來說對南斯拉夫塞爾維亞王室是支持的。那時在國際上爲奧斯曼故土遺民說話的主要就是土耳其。所以當時的波斯尼亞人與其說是親歐，不如說是明顯親土。他們往往向土耳其人展示宗教傾向以示親近。
殊不知，凱末爾主義的土耳其最討厭的就是這個。那時的土耳其當局對世俗化與政教分離看得甚至比西歐都重，一些伊斯蘭習俗在歐洲儘管很邊緣化，但完全可以存在，在土耳其卻是被嚴禁的。
反映二戰前南斯拉夫的著名遊記《黑羊灰鷹》作者麗貝卡. 韋斯特曾記載當時土耳其總理伊諾努訪問薩拉熱窩，穆斯林市長與大批波斯尼亞民衆湧上來熱情歡迎，現場到處是綠色新月旗、氈帽、面紗——這些當時在南斯拉夫雖不受國王政府待見、但並不違禁，而在土耳其，這些東西卻都是“反(凱末爾)革命”的象徵，是犯大忌諱的。
結果自然是熱臉貼了冷屁股，一色西裝革履高禮帽、比歐洲人還要“歐化”的土耳其來賓當場拉下臉，把熱情的市長和歡迎民衆好一頓訓斥。這個場景生動地體現了當時土耳其對前南穆斯林的影響其實恰恰是一場世俗主義的啓蒙。
現場看到這一幕的韋斯特感慨地寫道：“波斯尼亞的斯拉夫人就像是一個不可征服的女人，但最終還是爲時間所征服，於是她向舊情人求救了。但回應她的人，雖然打着舊情人的名號，但其實不是她的情人，而是她情人的兒子，那兒子冷冷地看着她，只當她是家史裏丟人現眼的一幕;想到這裏，我們都不禁要同情心大起了。”
直到21世紀初，在整個前南聯邦解體危機期間，土耳其對前南穆斯林的影響其實都是一種世俗主義的動力。當時面對前南亂局，伊斯蘭世界向弱勢的波斯尼亞人和阿爾巴尼亞人表示同情和援助的不乏其人，但是他們的影響不僅無法與西方相比，而且在穆斯林聲援中的影響也遠遠無法與地理接近、歷史語言文化聯繫密切的土耳其相比。
當時的土耳其經過凱末爾以來幾代人的努力，從世俗化、工業化、市場化直到憲政民主化都取得了非常明顯的進展。而且無論早先的世俗主義威權政府還是後來的世俗民主政府，都非常熱衷於西化、入歐。土耳其二戰後就加入北約，成爲北約成員國中唯一的穆斯林國家。
戰後從歐洲委員會、歐共體到歐盟，在歐洲一體化歷史上每一階段土耳其都積極爭取加入，而且爲此做過不少重要妥協。例如2002年土耳其當局應歐洲的要求，放棄對土稱爲“數十年來頭號恐怖分子”的奧賈蘭執行死刑判決，並藉此正式宣佈廢除死刑以示與歐洲接軌。
土耳其自1920年代實行凱末爾以憲政爲導向的世俗共和“訓政”，自1946年實行多黨競選民主，這比今天歐盟成員希臘、葡萄牙、西班牙都要早。這一進程雖有幾次波折，呈現一種“威權推進世俗主義卻有礙民主，民主導致宗教復興而有礙世俗”的週期性困局，但總的來看每次“輪迴”都有進步：軍人威權一次比一次柔軟，多黨民主也一回比一回世俗。即便像埃爾多安這樣如今被視爲反世俗伊斯蘭勢力的人，在2010年前的執政前期也還是極力“歐化”的。
但土耳其向歐洲“求愛”長達大半個世紀，歐洲對接納土耳其卻一直表現消極，明顯地苛求多、幫助少。終於使土耳其從沮喪、生怨到反彈。在近年來的歐洲危機和全球化困境中，土耳其出現世俗化倒退和伊斯蘭化捲土重來的“埃爾多安現象”。而且不光是埃爾多安一個人或一黨的問題，這種現象已經從政治層面深入到了社會心理層面——不僅各國遊客都看到的土耳其城市中婦女戴頭巾的比例開始增加。
就以近年來在歐洲引發熱議的人口增長率差距爲例，在並不實行計劃生育國策的情況下，穆斯林舊傳統特有的高生育率過去幾十年一直穩步降低，導致土耳其人口增長率1960年還高達2.83%，半個世紀來一路持續下降至2010年的最低值1.29%，但是此後卻明顯反彈，如今已達1.78%。這可以視爲非世俗化反彈的一個象徵指標。
這種令人擔心的現象恐怕不能僅僅用“穆斯林舊傳統的特殊頑固性”來解釋。我在其他的文章中曾指出，歐洲這些年來對土耳其(某種程度上也是西方對伊斯蘭世界)的態度有雙重失誤：
一方面，歐洲對土耳其幾代人的長期示好無動於衷。就像韋斯特描繪的當年波斯尼亞人以伊斯蘭宗教熱情追求土耳其，卻遭到世俗主義土耳其的拒絕——現在輪到土耳其了。借用韋斯特的話說，當代的土耳其以幾十年世俗化熱情追求歐洲，“但回應她(土耳其)的人，雖然打着舊情人的名號，但其實不是她的情人，而是她情人的兒子，那兒子(歐盟)冷冷地看着她，只當她是家史裏丟人現眼的一幕”。
如果說，當年土耳其拒絕波斯尼亞伊斯蘭式的追求，有助於巴爾幹穆斯林民族的世俗化，那麼，當代歐洲拒絕世俗主義土耳其的追求，就成了導致土耳其宗教傳統反彈的一個重要因素。
本來在後冷戰時代那個歐洲凝聚力最強、土耳其世俗主義進步也最大的時期，歐洲如果能夠幫助土耳其融入——就像幫助不少前東歐-“新歐洲”國家一樣，那該是人類多偉大的成功啊!七千多萬人口的土耳其曾經執伊斯蘭世界之牛耳長達很多個世紀，歐亞間基督徒與穆斯林一千四百年對立，其間土耳其充當穆斯林沖擊基督教歐洲的主力就達700多年。歐土若能結合，將使人們津津樂道的德法兩強“化干戈爲玉帛”變仇爲友的奇蹟顯得不值一提!
如今回顧起來，這樣的成功曾經並非不可能。而歐盟雖然仍是“類邦聯”，並未根本改變成員國主權體制，但內政關聯程度已經很大，土耳其一旦入歐，將獲得鞏固世俗主義和憲政體制的強大助力，倒退就會難多了。可惜，機會錯過了。但也應該慶幸：前南解體的動盪發生在土耳其世俗主義進步最突出的時期，也算不幸中之大幸。如果是發生在現在歐局前景迷茫。土耳其倒退明顯的情況下，那就麻煩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