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16年7月26日凌晨，在日本神奈川縣的一家療養院，發生了一起慘絕人寰的砍殺事件。兇手名叫植松聖，他先綁住療養院的管理職員，奪走了他身上的鑰匙，然後逐戶進入房間，對療養院內的老人、殘疾人進行殘忍的無差別砍殺，共造成19人死亡，26人受傷(其中20人重傷)。
植松聖以前曾在這家療養院工作過，但因爲對養老院的老人和殘疾人進行虐待而遭到解僱;他還患有“自戀型人格障礙”，認爲自己是特別的存在。但這並不是他殺人的根源和理由。他行兇以後，異常淡定，主動向警方自首，並告訴警察：兇器留在車內，一切責任自己承擔。
因爲照他的說法，他殺掉這些老年人和殘疾人，是“正義之舉”，是“在爲日本社會除害”。
他曾經給日本國會寫信，要求政府殺死住在療養院裏的老人和殘疾人，要合法地殺掉他們，即在徵得監護人同意後，對他們實行安樂死。如果政府不這麼做，那麼他就自己做，計劃要除掉470名老人和殘疾人，這對日本和世界都有益，爲此還詳細規劃了作案時間和方式。
在警方對他的審訊中，他得意洋洋地說：“老年人、殘疾人，對社會不但百無一用，而且是禍害，浪費人力物力，浪費政府稅金。我實在看不下去了，就把他們割喉了。政府、社會和家屬們，應該感謝我。”
植松聖事件並不是個案。與此性質相同的事情更多，但沒有引發重大關注。其原因不過是，殺的人不夠多。
在川崎市一家養老院，半個月內有三名老人接連墜樓，起初警方將其作爲意外事故處理，後來才發現，是院內的護工將他們從陽臺上推下去摔死的。
在關西養老院，一名72歲的老人殺死了68歲的女性護工，然後跳樓自殺。
醫院的情況又如何呢?
2016年，橫濱市一家醫院發生了駭人聽聞的殺人事件，在三個月的時間內，有48名患者陸續死亡，全部是老人。這些老人都是失去自理能力長期住院的。警方調查後發現，是醫院的一名護士，名叫久保木愛弓，她嫌麻煩，於是採取了在液體中注入洗滌劑的方式，將這些老人送上西天。實際上她殺的老人可能根本不止48人，因爲很多老人死後立即就被火化了。
與植松聖的事後反應幾乎如出一轍，久保木愛弓對她的所作所爲沒有任何懺悔，反倒不以爲然。她說：這些老年人反正快死了，讓他們死得快一點，有什麼問題嗎?死了那麼多人，那麼長時間了，你們才知道，不恰恰證明並沒有人真正關心他們嗎?
你想起那篇著名的《我妻之死》了嗎?想起英國NHS最大的醜聞，斯特福德郡“奪命醫院”事件了嗎?NHS的醫院連基本的護理需求都不滿足，粗暴虐待患者，導致高達1200名患者死於非命!
到底是什麼原因，導致了這些人倫慘劇?
當老年人被“國有化”的時候，老年人就成爲吞噬日本社會財富的吸血鬼，源源不斷的稅金，也填不飽這個無底洞，他們由此成爲日本年輕人的重大負擔。當醫院國有化的時候，醫生護士都變成了公務員，那麼他們就希望儘量少幹活多拿錢，把患者草草打發走，甚至，盼患者早點死。
一個仇老、恨老的社會，由此形成。
二
日本在二戰之後重建，經歷了幾十年的高速資本積累，創造了前所未有的經濟繁榮。伴隨着經濟繁榮，老齡化如約而至。
截止2024年7月，日本總人口1.23億，其中65歲以上老年人口爲3622萬，佔總人口的比例爲29.4%。75歲以上人口2032萬，佔總人口的16.5%。且呈現持續增多的趨勢。
按照聯合國《世界人口展望報告》中提出的標準，當一個國家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例超過7%，即認爲是老齡化社會;而超過14%時，就進入中度老齡化社會。
而日本的29.4%，顯然已經是高度老齡化的社會了。
與加速的老齡化形成鮮明的對比，日本勞動年齡人口(15歲至64歲)持續減少，爲7382萬，佔總人口比例爲60%。
日本，進入了一個高度老齡化、少子化、勞動力嚴重短缺的時代。
老齡化本身，並不是問題。老齡化，是經濟進步的結果;慢性病，也是經濟進步的結果。如果沒有市場經濟創造的高度物質繁榮，沒有市場經濟積累的雄厚資本支撐優質的醫療保健條件，人還沒活到現在的歲數，就已經死了。
古代有老齡化問題嗎?沒有。缺醫少藥，一點點擦傷就會感染要命，平均壽命30歲，哪兒有什麼老齡化。有慢性病問題嗎?也沒有。根本不可能有那麼多資源和技術，供一個人數十年如一日地帶病生存，得了病了就等死。
所以，整天反市場的人，在反什麼呢?在反人類。他們所作所爲的客觀結果就是，經濟衰退，讓人短命。
然而，一旦把老齡化問題納入民主社會的國家化治理中，推行“國家管養老”的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問題就大了，因爲這恰恰就是反市場的。
日本政府建立了從搖籃到墳墓的各項社會保障制度。
國民年金，只要連續繳納10年，可以在65歲之後領取，連續繳納40年，可以滿額領取，每月65000日元;
厚生年金，65歲以後，可以每月領取149000日元;
這兩項，其實就是我國的基礎養老、補充養老保險和職業年金。
醫療保障，就醫時只用支付醫療費用的30%，如果需要大型手術，自付部分會有一個封頂線，超過部分由醫保支付。15歲以下兒童，醫療費用全免;15-69歲，醫療費用報銷70%;70-74.報銷80%;75歲以上，報銷90%。
介護保險，就是政府爲老年人、無法生活自理的人提供的照料服務，文章一開始殺人案中的養老院、療養院，就是政府開辦的;有些介護服務，也在家裏進行。不論在哪裏，護工的費用由政府承擔，他們跟英國NHS的醫生護士一樣，都是公務員。
僱傭保險，類似於我國的失業保險，當發生失業，政府會發放失業救濟金。
勞災保險，就是我國的工傷保險。當勞動者發生傷害、傷殘、死亡等事故時，政府會支付治療費、誤工費、死亡賠償等等。
當然，這就不用說名目繁多的其他各種福利政策了。一出生就有42萬日元生育補貼，1-15歲兒童每月有1-1.5萬養育補貼，從幼兒園到高中畢業的免費教育;針對低收入人羣的生活補貼，每月12-15萬日元，還有各種廉租房。針對殘疾人的免費福利，盲人甚至可以從政府免費領一隻導盲犬。
真正的從生到死的福利國家，奶孃式國家。每個人都在財政這口大鍋裏舀，只看誰舀得多誰舀得少，誰是淨收益者淨損失者。
那與高額的福利伴隨的是什麼呢?必定是高稅收。
- 醫保，按照個人收入的8%繳納;
- 介護保險，爲收入的0.8%;
- 僱傭保險，爲1.5%;
- 勞災保險，根據行業安全風險程度實行差別稅率，最低0.45%，最高11.8%。
- 年金，分爲厚生年金和國民年金兩種。厚生年金，個人和公司各繳納9.15%，共18.3%。國民年金，即基礎養老保險金，按年調整，企業和個人共擔，個人大約每月繳納16000日元。
注意，所有社保稅，看起來是企業交一部分，個人交一部分，其實都是由勞動者承擔的。你可以這樣理解，你拿到手的比如是1萬，企業交了2000元社保，那麼實際上你的勞動就值12000元，企業在成本列支的時候，僱傭你的成本就是12000.換句話說，如果沒有社保稅，在市場競爭之下，你的實際工資就可以達到12000.當然，也可以這樣理解，企業已經拿着12000元準備僱傭你，結果來了一個強盜，從中間搶走了2000元買路錢，你到手就只有1萬了，那這2000元，當然是你支付的。
而日本人的月平均工資是多少呢?28萬-31萬之間，摺合人民幣大約爲1.4-1.6萬元。大學應屆畢業生的平均起薪是22萬日元。就這麼點錢，30%左右交各種社保稅了，這還不算所得稅，以及令人抓狂的房產稅和其他稅收，所以到手的，就只有可憐的幾千塊錢。
但與此同時，一個65歲以上的老年人，不算其他福利，光領取國民年金和厚生年金兩項(6.5萬+14.9萬)，就頂得上一個大學畢業生的月薪了。如果算上看護費用、住院報銷，一個老年人領取的福利，超過了正在工作的年輕人的月收入中位數。
福利制度就創造出了這樣的怪胎!一個天天苦逼地生產的年輕人，要還房貸車貸養兒女，收入卻不如一個不事生產、有房有車的老年人!
現在很清楚，這是一道小學數學計算題，誰都別裝自己不會算：
一個1.2億人的國家，其他都不算——比如供養公務員、兒童、殘障人士、教育免費——只算領養老金的人，有3600多萬，佔到人口總數的30%左右，一毛錢財富不生產，全部靠他人的生產而生活。而這部分人還在不斷增加，生育率下降後，搞生產的人卻在不斷減少，那麼必定入不敷出，還要繼續增加其他稅收，來補這個窟窿。
截止2020年，日本養老金缺口爲13萬億日元，並且在不斷擴大。
解決的辦法，無法兩條路：一是增收，即給年輕人繼續增稅;二是減少老年人的福利，並且延遲退休，降低福利的領取數額。
但加稅是加不上去的，年輕人的負擔已經這麼重了，再加就要揭竿而起。
減少老年人的福利，更是絕對不可能，少一分錢他們就會大鬧。日本這樣的民主社會，老年人就是投票的主力軍，60歲以上選民的投票率達到了80%。他們之所以如此積極地參與政治，就是爲了從法律上確保自己的既得利益。這個時候的日本政府，其實是這部分老年人的政府，而不是年輕人的政府，它成了老年人系統性地剝削年輕人的幫兇。但沒有哪個政客敢於得罪他們，敢於削減他們的福利，那意味着政治自殺。
稅加不上去，福利減不下來，結局必然就是崩盤。
這時候還有一條路，那就是印鈔票。就是看起來老年人的福利名義數額沒有減少，但是實際購買力已經大大縮水。類似於騙局。但是既然是騙局，那就不能長久，因爲老年人不是傻子;而且，鈔票印多了，最終引發經濟危機，財富一夜歸零，大家一起死。
日本政府和社會各界也不是沒有想辦法。他們在倡導老年人繼續工作，延遲退休，削減稅收和養老金，所以很多白髮蒼蒼的老人還在當服務員;他們希望年輕人出來投票，把選舉權年齡從20歲降低到18歲，以通過民主手段對抗老年羣體;至於說印鈔票，那是任何政府都晝夜不息在做的標準動作。
然而，這些都是杯水車薪，要麼起不了大作用，要麼只是延緩危機發生的權宜之計。
所以這就是個死局，神仙來了也沒辦法。因爲資源是稀缺的，福利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不管怎麼搞，結局都是死，只看怎麼個死法和遲早。經濟繁榮了，年輕人找工作容易、工資率高，就還能勉強撐着，維持一段時間;經濟衰退了，自己都活不下去了，那就把矛頭指向老人羣體，或者最終大家同歸於盡。
毀滅吧，趕緊的!社保這種制度，早崩了比晚崩了好。
三
我們的印象中，戰後及平成時代以來的日本，是一個溫良的社會。當代日本人，90度鞠躬，乾淨整潔，待人和善友好，卻發生了駭人聽聞的系統性仇老恨老殺老，難道是日本人的“傳統美德”丟失了嗎?
並沒有什麼“傳統美德”，傳統美德也靠不住。在經濟民族主義時代，日本人的傳統美德是燒殺搶掠，敢死隊、敢上戰場殺人、敢搶地盤，纔是美德。不這樣做的，被視爲懦弱，然後被刺殺。
人們經常說，尊老愛幼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但是中國古代甚至到改開以前，棄嬰、遺棄老人的事情層出不窮。所以這也並沒有多麼“傳統”。
一種美德之所以能夠成爲傳統，不能用民族性來解釋。因爲傳統、美德從來不是飄在半空中的，它的背後，是真實的人的行動邏輯，即經濟動機的結果。
1980年代，街上小混混很多，偷雞摸狗，所以搞嚴打，動輒槍斃。到90年代後期以後，中國的社會治安就很好了。這是嚴刑峻法的結果嗎?是中國人突然就熱愛和平合作了嗎?不是。是因爲市場經濟不斷進步，爲人們提供了充足的工作崗位和節節攀升的工資率。當通過工作就能過上體面的生活時，誰還願意去犯罪呢?犯罪畢竟是極高風險的行動。
改革開放走向深入，商家的道德水平似乎突然提高了，坑蒙拐騙少了，眼光長遠的多了，又是保質保量，又是七天無理由退貨，現在甚至“僅退款”，是因爲我們的傳統美德變了嗎?不是。是市場經濟的消費者主權，讓每個人都變得更加誠信，因爲他們知道，放棄眼前的蠅頭小利，誠信生產和交換，有利於自己的長遠利益。
美國紐約的出租車司機，不願意送人去黑人聚集的哈萊姆區，是因爲他們道德低下愛搞種族歧視嗎?也不是。是因爲哈萊姆區明明犯罪率高，出租車司機動輒被搶，紐約市政府卻不允許出租車自由定價，反倒進行價格管制，價格無法覆蓋風險，所以表現出來的就是，出租車司機不去了，“道德敗壞”了。
所以，道德問題只是表象，背後的人的經濟動機，纔是根本。因爲經濟，纔是人類生活的常態。
那麼同理，是日本年輕人基因突變了，傳統美德不管用了，形成一個仇老恨老的社會嗎?並沒有。無緣無故的，仇恨啥?總是由於經濟動機，導致了一個不尊老愛幼的社會。
年輕世代本來就生活壓力巨大，卻必須拿出收入的很大部分來供養不事生產的老年人，這些老年人不用工作，卻拿得比工作的年輕人還多，天理何在?更荒唐的是，這些老年人還不是自己的父親母親，而是跟他們毫無關係的陌生人。也就是說，這些人僅僅由於年齡大、人數多，就通過民主程序，享有了對年輕人的財產予以剝奪的權力。
福利制度如此反經濟、反倫理，卻以民主這個政治正確之名加持難以撼動，那麼，既然投票投不過，激進的年輕人，有什麼理由不盼着老年人早死呢?又有什麼理由不鋌而走險，幹掉他們呢?
這絕對不是替殺人犯開脫，殺人償命，這沒啥說的。只是在說，一個道德崩壞的社會，背後必有其經濟動機;如果道德家們光是站在空中指責人們道德敗壞，那是不得要領、不觸及根本的。是經濟政策導致了道德的崩壞。
所以，並沒有什麼一個民族的“傳統美德”。我們之所以堅守某些美德，是因爲這樣做有利於我們的長遠利益。這個利益，包括經濟利益，也包括名望、聲譽、心理滿足。
誰說道德就必然與經濟衝突呢?沒有的事。道德與經濟，一體兩面。有利於人的長遠利益的道德，纔會得到實踐。光靠道德說教，是無用的，如果堅持一項道德，不但對自己毫無好處，而且讓自己不斷做出犧牲，那你就是說破天，它也無法長期實行，所以根本就不可能形成一種“傳統”。
你現在哪怕是拿個高音喇叭天天給日本年輕人洗腦，說你們要尊敬老人，出錢給他們花啊。沒用的。這就更不用說道德的善變性了。基督教沒有教人從善嗎?可是當人們認爲消滅異教徒就是從善的時候，就會大開殺戒，他們認爲武德充沛，纔是“傳統美德”。
所以，必須從經濟動機上去分析社會問題，也必須從經濟問題入手，去重建我們的道德。
四
現在，中國走向了另一個十字路口。
跟日本一樣，在經歷了幾十年的高速發展之後，未富先驕地進入福利社會，網絡上天天都是要福利的聲音。他們只想要福利，不想要高稅收，或者準確地說，不想要對自己徵稅，而希望對別人徵稅。他們居然意識不到，這是一個既要又要還要的烏託邦。
中國現在65歲以上的老年人，已經達到2.17億人，佔到人口總數的15.4%，妥妥的中等老齡化社會;這幾年，生育率又在持續下降，再“刺激”都刺激不起來，因爲人不是豬，一刺激就下一窩。雪上加霜的是，經濟又陷入低增長之中，當然，這本身就是福利制度侵犯產權、毀滅資本、打擊財富生產的結果。
想想看，幾億人不事生產，光跳廣場舞和旅遊，還有爲數衆多的公務員和國企，都靠越來越少的年輕人交稅養活，最終是個什麼局面?
只會比日本更差。
因爲，日本好歹有個“民主程序”，而中國，是鐵碰鐵、硬碰硬，到時候恐怕就火星子四濺……
到那時，尊老愛幼的中華民族傳統美德，恐怕就要消失不見了。
所以，我們到底何去何從?
如果每個人都按照市場經濟的原則，崇尚自我奮鬥、不侵犯他人財產、自負其責，老年人就不是社會的負擔，而是一筆寶貴的財富。他們通過財富、文化的代際傳承，維護家庭價值觀和責任感;家庭護佑之下，我們依靠資本積累和親情道德相互扶助，不依靠國家，權力就無法入侵家庭，由此築起我們社會自治和自由的堅強堡壘，這也是通往繁榮幸福的唯一道路。
如果大家都要福利，孩子由國家管、老人由國家管，那麼父母與子女的相互價值就下降，家庭的重要性就下降，生不養死不葬。既然國家管撫養，父母有什麼重要?既然國家管養老，子女又有什麼重要?既然國家掌控一切，儲蓄又有什麼重要?既然老一代人不但不會給下一代人留下儲蓄，反倒成爲下一代人的負擔，那麼爲什麼不遺棄他們、甚至殺掉他們?
到那時，就真正的禮壞樂崩!哪裏還有什麼中華民族傳統美德，只有一個仇老恨老甚至殺老的社會，製造一幕又一幕的人倫慘劇。
一個家庭，父母將孩子撫養長大，在年輕的時候勤奮工作積累財富，在自己年老失去勞動能力的時候，孩子開始照顧父母，但是父母並不願意給孩子增添過多的經濟負擔，他們在年輕的時候已經積累了足夠的生活物資，只是尋求生活上的照顧和情緒上的價值。當他們最終逝去，不但不會給孩子造成經濟上的負擔，反倒會給孩子留下一筆財產。這纔是一個良性的代際傳承，也不過是千百年來人類生活的常識。
所以，老年人不要裝糊塗，不要拿人家孩子的錢跳廣場舞心安理得。在理直氣壯地主張自己的福利的時候，應當算算賬，你到底交進去了多少錢?那中間巨大的差額，應該清楚，這就是對年輕人的剝削，而且，是對一個素不相識的年輕人的剝削。這是最大的“爲老不尊”。那麼招來仇恨，就不要怪社會。
當知識分子主張福利制度的時候，要知道，這是反經濟、反道德的。市場經濟講究的是自我負責，權利平等，消費來自於自己的生產。大量的福利支出，將導致經濟衰退，一個到處搶劫人的社會，經濟怎麼可能好?道德怎麼可能不崩?到時候誰都無法倖免。知識分子們也不妨算算賬，看看福利制度到底能不能持續下去，很好算的，不要裝作很有良心的樣子指點江山，到頭來一道小學數學計算題就讓自己原形畢露。
福利制度，也是反自由的。當把孩子養育、老人養老的職責都交給國家的時候，權力將入侵家庭這個自由的最後堡壘，將所有人都通通國有化。由國家來照顧大家的一切，然後自然而然地，一切聽從國家的號令，一個集體農奴制，將由此形成。
路怎麼走，依賴於大衆觀念。經濟學只告訴大家因果關係，至於到底怎麼選，是每個人的事。不同選擇之間，不僅意味着貧困還是繁榮，而且意味着生存還是死亡。